句容的奇闻、奇人、奇事和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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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品水民⑨

发表于 2018-9-24 21:16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赶场子的逛客 于 2018-9-25 00:14 编辑

谁都知道,“圣祖院”既然能被当朝皇帝赐额,其在茅山的地位自然非同一般,倘若李德裕真是积极建造它的,也肯定会让自己成为《忠本元圣祖院碑》名义上的作者。
经查,在《茅山志》中,大多数碑文作者的资料都比较具体,如《唐茅山紫阳观玄静先生碑》为“秘书郎河东柳识撰”、《茅山玄静先生广陵李君碑铭并序》系“金紫光禄大夫行湖州刺史上柱国鲁郡开国公颜真卿撰并书”、《华阳三洞景昭大法师碑》乃“朝识大夫检校国子司业兼御史中丞昊郡开国男陆长源撰”……
可是在此碑文标题的后面,偏偏只留有“贾练文”三个字。作者是姓“贾”名“练”,还是姓“贾”名“练文”?这一反常的署名方式,让人颇为生疑。要知道无论是“贾练”,还是“贾练文”,都是名不见经传的人物,也无从查考,而且“贾”“假”二字同音,莫非是李德裕在采用“春秋笔法”,以留给后人一个大大的疑窦?
再者,李德裕既然建造的是“圣祖院”,就应该只在其中供奉李氏皇室“圣祖”的神像,可是他却又让工匠们在大殿之内另塑了孔子和尹真人的身躯,来它个“三圣并列”。
在李氏皇室的“家庙”里放入尹真人的塑像,已属多此一举,可李德裕还让孔子也“挤”了进来,这究竟是哪码对哪码呀?!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我思之再三,觉得李德裕显然是在用这种方式,力图淡化甚至抹没“圣祖院”这一“李氏家庙”性质的色彩,从而让“老君殿”名符其实。或许,这恰是李德裕希望让道教徒、香客与游人能够领悟的效果?!
  谁都知道,“三圣像”只是“圣祖院”的“附属品”,两者之间有着非常明显的主次之别。可是在次要的《三圣记碑》中,竟用了六十三个字对李德裕的官职和政治待遇等进行了详细的介绍;而在主要的《忠本元圣祖院碑》里,却连建造者李德裕的真名实姓都没有出现,只是由“浙右连帅、御史大夫、赞皇公”等十一个字进行替代。这绝对不会是“贾练”或者“贾练文”的疏忽,而是故意而为之。显然,李德裕所想表明的,正是自己不想与“圣祖院”扯上多少关系的态度。
将老君、孔子和尹真人并列为“三圣”供奉于一殿,在中国的道教史上相当罕见。《三圣记碑》并未将碑文的作者署名,但至少经过李德裕的认真审核。据碑文解释,将“三圣”并列是按照“史籍遗文”而做的,目的是让这三位圣人“庶垂不朽”。“庶”在这里是“希望”的意思。
《三圣记碑》在碑文中引用了《史记》中孔子向老子求教的一段故事。据说孔子去了周国后,想向老子请教“礼”的问题。老子回答说:“你所说的礼,倡导它的人和骨头都已经腐烂了,只是他的言论还在。况且君子生逢其时就驾着车出去做官;生不逢时,就像蓬草一样随风飘转。我听说,善于经商的人把货物隐藏起来,好像什么东西也没有;君子具有高尚的的品德,容貌看起来却像愚钝的人。去掉您的骄气和过多的欲望,还有情态神色和过份的志向吧,这些对于您自身都是没有好处的.我能告诉您的,就是这些了。”孔子辞别老子以后,对弟子说:“鸟,我知道它能飞;鱼,我知道它能游;兽,我知道它能跑。会跑的可以用网去捕它,会游的可以用丝线去钓它,会飞的可以用箭去射它。至于龙,就不是我能知道的了,它是会乘风驾云而飞腾升天的。我今天见到的老子,就如同龙一样吧!”
尹真人名叫尹喜,《三圣记碑》引用《史记》中的史料说,老子居住在周国很长时间后,发现朝廷已经衰败,就欲西出函谷关前往秦国。把守函谷关的官员尹喜久慕老子的大名,强求他把自己的真知灼见写出来以后再走,于是老子就特地为他写出了一本流传千古的《道德经》。此后,尹喜就成了中国道教学说的最早传播者,并被庄子列为与老子齐名的“古之博大真人”。
我们知道,孔子是儒教的鼻祖。自西汉以来,儒教在中国的主流社会里,一直是被排在佛教和道教前面的。李德裕饱读诗书,又是朝廷命官,最尊崇的理应是孔子,但是他在信奉了茅山的道教上清派之后,通过将“三圣”并列的形式,公然将孔子排在老子之后,这是需要一定勇气的。
最最重要的是,周息元和唐敬宗胁迫李德裕建造的是李氏皇室的“家庙”,而李德裕却神不知鬼不觉地将一个“李氏家庙”,改成了既尊道又崇儒的、有着上清派鲜明个性的“老君殿”!
周息元后来有没有被供养在茅山的“宝历崇元圣祖院”?《茅山志》没有提及,我也不便妄下定论。据说周息元入京后,居然对迫不及待地前来求道的唐敬宗说,自己不但认识一百多年前中宗时期的术士叶静能,还认识二百多年前的隋代神仙张果老!唐敬宗大喜,于是让周息元说出叶静能与张果老的容貌特征,好让宫廷画师一一画出来。可周息元只是个山野之人,哪里能把这两个谎编得滴水不漏?时隔数月,唐敬宗竟被一个宦官杀掉了,不久,周息元就被唐敬宗的弟弟唐文宗放还了浙西老家。
时隔四十多年后,晚唐著名诗人皮日休来游苏州的毛公坛,并写下一首长诗,其中有“我爱周息元,忽起应明主。三谏却归来,回头唾圭组”等句。诗中提到的周息元,曾经应“明主”之邀入京,但是很鄙夷帝王的各种礼仪,又在三次进谏之后回到了毛公坛。这首诗,也成了周息元下落的最后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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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品水民⑨

发表于 2018-10-25 19:43 | 显示全部楼层
率妻妾悉入道观  将师兄奉为尊师

  有意思的是,李德裕不仅是茅山的弟子,还是茅山的“女婿”。她的妻子名叫刘致柔,就曾经在茅山的燕洞宫接受过上清法箓,道号为“大洞炼师”。
  民国时期,有人在洛阳出土了六方李德裕家庭成员的墓志,其中一方是李德裕亲自为其妻刘致柔撰写的《唐茅山燕洞宫大洞炼师彭城刘氏墓志铭并序》。
现已不复存在的燕洞宫在茅山的乾元观附近,为南朝梁时女道士钱妙真立祠之处,唐天宝七年(748年)玄宗曾经下旨重修并赐予宫额。从该墓志铭和序中我们可以获悉,刘氏是今之徐州人,六十二岁时死于海南,后返葬于洛阳的榆林。
旧时尊称懂得养生和炼丹之术的道士为炼师,看来,刘氏与李德裕的身份还不尽相同,她至死的身份都是燕洞宫的女道士,而刘德裕因为官身不能由已,只能一直是茅山的俗家弟子。
李德裕在任浙西观察使时,另娶了一个丹徒籍的小妾,此女子名叫徐盼。李德裕调任郑滑节度使后,刘盼忽然病危,李德裕连忙让她就近在河南滑州的瑶台观入了道,并让她改法名为“天福”,想以此来挽救她的生命。不过徐盼不久还是病死了,年仅二十三岁。
李德裕生前留有《寄茅山孙炼师》诗二首。孙炼师就是茅山的第十六代宗师孙智清,算起来也是李德裕的同辈师兄。他曾于太和六年(832年)任当时茅山的最高道职“山门威仪”,此后,唐文宗还曾经亲笔御书,命他在茅山建造过紫阳观,唐武宗也曾经命他在茅山建过“生神斋”,还命他在茅山建九层宝坛弘道,并赐号“明玄先生”。
     寄茅山孙炼师
  何地最翛然,华阳第八天。
  松风清有露,萝月净无烟。
  乍警瑶坛鹤,时嘶玉树蝉。
  欲驰千里恋,惟有凤门泉。

  石上谿荪发紫茸,碧山幽蔼水溶溶。
  菖花定是无人见,春日惟应羽客逢。
  独寻兰渚玩迟晖,闲倚松窗望翠微。
  遥想春山明月曙,玉坛清磬步虚归。
在这两首诗中,李德裕盛赞茅山的景色极美,更是修行的福地。不过在第一首诗的结尾,他还深深地思念着京城长安的“凤门泉”。
凤门的全名叫丹凤门,是唐代皇帝出入宫城的主要通道,在大明宫诸门中规格也最高。李德裕在诗中使用“凤门泉”三个字,代指京城里的宫阙,因为他曾经是宰相的候选人,是被政敌排挤到润州的,心中毕竟有所不甘。
孙智清先生仙逝后,李德裕又连写了《遥伤茅山县孙尊师》诗三首,诗曰:
  蝉蜕遗虚白,蜺飞入上清。
  同人悲剑解,旧友觉衣轻。
  黄鹄遥将举,斑麟俨未行。 
  惟应鲍靓室,中夜识琴声。

  金格期初至,飙轮去不停。
  山摧武担石,天陨少微星。
  弟子悲徐甲,门人泣蔡经。
  空闻留玉舄,犹在阜乡亭。

  空宇留丹灶,层霞被羽衣。
  旧山闻鹿化,遗舄尚凫飞。
  数日奇香在,何年白鹤归。
  想君旋下泪,方款里闾扉。
这三首诗,都真实地记录了作者在他乡听说孙智清仙逝后的惋惜之情。
孙智清逝世若干年后,李德裕还写过一首名为《尊师是桃源先生传法弟子,常见尊师称先师灵迹,今重赋此诗,兼寄题黄先生旧馆》的诗——
  后学方成市,吾师又上宾。
  洞天应不夜,源树只如春。
  棋客留童子,山精避直神。
  无因握石髓,及与养生人。
诗中的黄先生指的是李德裕与孙智清共同的师父黄洞元,黄洞元的旧馆系湖南常德的桃源观。李德裕在有人向自己索要有关黄洞元和桃源观的诗作时,却将怀念孙智清的旧作送给了对方,足见他对李智清的思念之深。
从诗中的第一二句也可以看出,孙智清年长于李德裕。
《茅山志》中还留有一首李德裕曾在茅山所写的《溪荪》(一作《芳荪》),诗曰:
  楚客重兰荪,遗芳今未歇,
  叶抽清浅水,花照喧妍节。
  紫艳喉渠鲜,轻香含露洁,
  离居若有赠,暂与幽人折。
乍一看,此诗与茅山似无什么联系,但是据苏州大学教授宋宁娜在《李商隐与李德裕》一文中考证说,诗中溪边的香草,暗指的是李商隐的一个逃来茅山避祸的恋人。李商隐中年时曾经在茅山住过,还写过一首《失题》诗,诗中有“幽人不倦赏,秋暑贵招邀”之句,这“幽人”与李德裕诗中的“幽人”,据说都指的李商隐。宋宁娜认为,李德裕可能在茅山帮助和保护过李商隐的那个恋人,还可能与李商隐在茅山见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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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品水民⑨

发表于 2018-12-2 21:12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赶场子的逛客 于 2018-12-24 19:42 编辑

            为什么郭崇真会被列为“茅山七真”之一
         潘师正的弟子郭崇真竟是“茅山七真”之一
晚唐时期,有位名叫张贲的先生曾经隐居于茅山,此人字润卿,乃今之河南南阳人,生卒时间均不详,我们仅知道他在唐宣宗的大中年间(847-860)中过进士第,唐末时还当过广文馆的博士,因此史书上常称他为“广文博士”。广文馆是当时朝廷专设的“进士培训班”,馆内仅设有四名博士(相当于今天的高级教授),可见张贲的学识有多高了。
张贲和著名诗人陆龟蒙与皮日休的关系非同一般,三个人经常隔山距水地以诗会友。有一次,寓于吴中(苏州一带)的皮日休(字袭美)又思念起了远在茅山的张贲,于是连写三首诗,题为《江南道中怀茅山广文南阳博士》。陆龟蒙读了这些诗后,深有感触,很快也写了《和袭美江南道中怀茅山广文南阳博士三首次韵》,其中第一首是这样写的:
  一片轻帆背夕阳,望三峰拜七真堂。
  天寒夜漱云牙净,雪坏晴梳石发香。
  自拂烟霞安笔格,独开封检试砂床。
  莫言洞府能招隐,会辗飙轮见玉皇。
由于本文并非讨论三位诗人的深情厚谊,故不再展开细说。但从陆龟蒙的“一片轻帆背夕阳,望三峰拜七真堂”之句来看,可以知道茅山在唐代时曾经建有一座“七真堂”,所幸的是陆龟蒙还在诗中自注道:“三茅、二许 、一杨 、一郭,是为‘七真’。”
所谓“七真”,也就是七位真人的简称。我在网上反复查阅,许多词条都称这“七真”指的是分别在茅山得道的汉之茅盈、茅固 、茅衷,晋之杨羲 、许谧、许翙和唐之郭崇真,就连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博士后研究员李长远先生,也在《皮日休、陆龟蒙与道家》一文中,采用了这一说法(此文刊于台湾大学文学院主办的、2018年5月出版的第八十九期《台大文史哲学报》),可是这一说法最先出自何处,作者却没能加以注释,这在学术论文中实不多见,显然也未能找到它的源头。
凡是熟悉茅山的人,对茅盈、茅固 、茅衷、杨羲 、许谧和许翙都不会陌生,但听说过郭崇真大名的人,则可能屈指可数。
照理说,郭崇真既然被列为“茅山七真”之一,茅山又特地为他和其他六位真人共同建造过“七真堂”,他的名气应该如雷贯耳才对,有关他的史料,至少在《茅山志》中也应该有所记载。可是不知为何,《茅山志》居然将这么重要的一人一事全给遗漏了!倒是“七真”一词,却从此流传开来,以致中国的道教史上又出现了“南宗七真”、“北宗七真”和“全真七真”,就连天上的北斗七星,也有了“七真”之誉。
说到郭崇真,就不能不提及上清派第十一代宗师潘师正先生。
武则天当政时,有一个人名叫王适,此人官居雍州司功,相当于现在省政府办公厅的副主任,他曾经撰写了一篇碑文,题为《唐默仙中岳体元先生太中大夫潘尊师碣文并序》,此碑文由中岩道士司马承祯(647—735)抄写,石碑被立于嵩山的老君洞南,至今尚存。我综合部分相关史料,将潘师正的有关史料简略介绍如下——
隋炀帝大业十二年到十四年(616—618)之间,约三十岁许的潘师正入了道,并在十年后成为茅山太平观道士王远知的二十七名弟子之一。王远知分别担任过隋炀帝和唐太宗的“帝师”,并于晚年在茅山授徒十年许。在此期间,潘师正被耳提面命,并迅速成为他最为得意的弟子。
此后,潘师正奉王远知之命,前来中岳嵩山修行并传授上清道法,先在双泉顶住了约十年,又前往逍遥谷住了约五十载。
潘师正在嵩山之中,与唐高宗李治父子共交往了九年,他临终前说自己“有弟子十人,并仙阶之秀”,并说其中最杰出的弟子是“颍川韩法昭”。所谓“并仙阶之秀”,是潘师正觉得自己的这十位弟子,都具有成为仙官的资格。
尽管道教界普遍认为司马承祯才是潘师正最最杰出的弟子,可是由于王适先生所撰写的《唐默仙中岳体元先生太中大夫潘尊师碣文并序》,是由司马承祯亲手抄录后刻制成碑的,因此有人认为,这是司马承祯出于谦虚的原因,将自己的名字悄悄地抹掉了。
在中国的道教史上,有关描述潘师正生平的文字比较多,但最先提到郭崇真的,目前我 仅见于北宋著作佐郎张群房先生所著的《云笈七签 》。据《云笈七签 》卷五的“真系”载,上清派著名道士潘师正,“弟子十八人,有韦法昭、司马子微、郭崇真”。
如果此说当真,那么郭崇真(一作郭嵩真)就是上清派第十一代宗师潘师正三大最著名弟子之一,也是上清派第十二代宗师司马子微(即司马承祯)的师弟了。
而在元代道士赵道一先生所撰的《历世真仙体道通鉴》一书中,是这么阐述潘师正与茅山之关系的——
潘师正入道后,茅山道士刘爱道对他非常器重,认为他将来会成为道教界的领袖。他拒绝了潘师正想师从自己的请求,并对潘师正说道:“你要想真正得道,非得去拜王远知为师不可,他可比我强多了!”而王远知在京城见到潘师正之后,则非常欣慰地对刘爱道说:“今日复有潘仙,吾教之幸也!”当即收他为徒,后来又将他带往茅山,陆续秘授其上清派的各种“隐诀真文”。潘师正奉王远知之命前往嵩山之后,则又与刘爱道合居在一起修行了二十余年。
顺便一提:在《旧唐书》本传、《仙鉴》和《玄品录》等史料中,均称唐代著名道士吴筠先生是“依潘师正传正一之法”,以致如今有许多文章,还称吴筠为“上清派十二代宗师(司马承祯)同门昆仲”,并在文章中将韦法昭、司马承祯、郭崇真、吴筠并列为潘师正最杰出的弟子,这其实是一大谬误。因为潘师正出生于586年,仙逝于682年,而吴筠虽然出生的年代已不可考,但他却逝世于778年。就算他能活到一百岁,也不可能从四岁起就师从潘师正了!
另据唐礼部侍郎权德舆所撰的《宗玄先生文集序》(“宗玄先生”是吴筠的弟子为他私谥的号)称,吴筠是天宝初年在被唐玄宗第二次召至京师时,主动向朝廷申请正式入道的,后又入嵩山师从潘师正的弟子、道士冯整齐,从他那里受授了正一之法,并“苦心钻研,尽通其术 ”。
从以上史料中我们可以获悉,郭崇真才是上清派第十一代宗师司马承祯的“同门昆仲”,而吴筠和上清派的第十三代宗师李含光先生,只是郭崇真的两个“徒侄”。


        茅山的“七真堂”可能是李含光所建
据北宋道士赵道一先生在《历世真仙体道通鉴》中称,潘师正刚刚随王远知先生来到茅山不久,王远知就对他说道:“我虽然很想把你留在茅山,但嵩阳才是你真正的修真之地,你还是赶快去那里吧。”赵道一先生在文章中使用了“既至”二字,也就是潘师正来到茅山的时间很是短促的意思。
王远知是一位帝师级的高道,身边当然不乏才德俱备的高徒,可是这些高徒为什么都没能成为上清派的宗师,而潘师正远在嵩山,却直接继承了王远知的衣钵?另外,王远知既然非常器重潘师正,为何不直接将他留在茅山将上清派继续发扬光大,却偏偏让他去了嵩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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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新人①

赶场子的逛客 发表于 2010-3-15 09:44
不是天方夜谭
C.地委副书记因吃碗肉丝面而检讨

当时的镇江地区包括金坛,溧阳,溧水,宜兴,高淳,句容,丹徒,扬中,丹阳,加上金口润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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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新人①

应该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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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城过客②

发表于 2018-12-23 20:15 手机浏览器发布 | 显示全部楼层
下蜀亭子也有许多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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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品水民⑧

发表于 2018-12-23 21:16 | 显示全部楼层
抬头见茅山 发表于 2018-12-18 22:04
当时的镇江地区包括金坛,溧阳,溧水,宜兴,高淳,句容,丹徒,扬中,丹阳,加上金口润州

       当时的镇江地区有11个县市,没有区。因为镇江虽然是地区所在地,但还是个县级市。这些县市:镇江、丹阳、武进、宜兴、溧阳、丹徒、扬中、金坛、句容、溧水、高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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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游民③

发表于 2018-12-24 17:16 | 显示全部楼层
……常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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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品水民⑨

发表于 2018-12-24 19:27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赶场子的逛客 于 2018-12-24 19:41 编辑

嵩阳,也就是河南嵩山的南麓。难道王远知不知道如此一来,上清派的“大本营”会被从茅山转到嵩阳去吗?
这是一个似乎从来没有人提及的问题。
一方面,我们毫不怀疑潘师正被王远知密授了上清派中最精湛的道法,另一方面,我们也有理由相信,这可能出自朝廷的直接选择。因为王远知是以身体有病为由,坚决要求唐太宗放他回茅山的,此后,唐太宗的儿子唐高宗,要求王远知委派一名高足,前来临近朝廷的嵩山传道,也是一个非常合理的要求。这就不难解释潘师正来到嵩山后,为什么一直深受唐高宗李治的尊崇了。退一万步说,就算王远知生前对自己的传人另有安排,但何人又敢违抗圣命呢?!
潘师正仙逝之后,他的爱徒司马承祯当上了上清派的第十二代宗师。司马承祯曾经前往浙江天台山的玉霄峰修道,后来又奉唐玄宗之诏,居住于河南的王屋山。
潘师正师徒二人,能分别在嵩山、天台山和王屋山成功地传道,使得上清派在那些地方里开枝散叶,发扬光大,这对中国道教来说,是一件好事,但对茅山而言,显然也有一种难言之隐。因为毕竟茅山才是上清派的发祥之地,如果上清派的宗师全转移到别处去传道了,茅山就会成为“无本之木”,逐渐丧失它在中国道教史上的特殊地位。
据中国道协副会长袁志鸿先生在《天台山与道教上清派》一文中称,“司马承祯一生居天台山约40余年,传弟子70余人”,其中一位是出生于江苏扬州的李含光(683-769)。袁志鸿先生还介绍说,“其父与其师司马承祯为方外交。(李含光)于王屋山拜师入道,获上清经法”。所谓“方外交”,也就是不涉尘世的朋友。
而据网上的“360百科”载,李含光是在二十三岁时正式成为道士,又是在四十岁时才师从司马承祯,并在王屋山被司马承祯传授“大法灵文金记”的。如果此说可信,那么他是到了中年才成为司马承祯徒弟的,显然受他父亲的影响并不大。
司马承祯去世时,李含光已经五十五岁。唐玄宗特地将他从河南的嵩阳召至宫中,在向他询问修丹之事后,“感而异之”,特地让他居住在王屋山的阳台观,也就是司马承祯生前居住的道观里。可是只隔了一年多,李含光就“以疾辞居茅山”去了。
李含光以身体不好为由,不肯奉诏居住在王屋山,但也没有重返嵩阳,而是直接前来茅山,这对上清派的发祥之地来说,意义极其重大。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上清派第十三代宗师李含光当年的这一举措,茅山在中国的道教史上绝对不会有此后一系列的辉煌。
李含光当时是上清派的鼎级人物之一,他率领自己的一班弟子移居茅山,实际上也等于是将上清派的一支主力部队,进行了一次极为重要的战略转移。
  天宝四年(745年),唐玄宗亲自写信将李含光召至京城,让他为自己主持有关的道教仪式,可是六十三岁的李含光却以腿脚不便为由,未肯接受这一任务。此后,李含光“又以茅山真经秘灵多(以)散落”为由,再次获得唐玄宗的批准,回到了茅山。
天宝七年(748年),唐玄宗遥礼李含光为度师,并在大同殿接受了上清派道士所授的符箓。此后,唐玄宗两次礼请李含光来京,李含光来后,又均以年老不适为由,辞还茅山去了。
  李含光仙逝后,曾经在朝廷任过左拾遗(相当于今之监察部官员)的柳识先生特地为他写了一篇题为《茅山紫阳观玄静先生碑》的碑文,在此碑文中,柳识将他与西汉的三茅(茅盈、茅固、茅衷)、东晋的二许(许谧、许翙)和梁时的陶弘景相提并论,还说他和陶弘景先生一样,“袭明冲用,以闻道风”。“袭明冲用,以闻道风”这八个字,是说李含光掌握了道学的精妙,为人谦和,以超凡脱俗的道德风貌而著称。但是柳识对李含光为什么要从王屋山迁至茅山修行的原因,却只字未提,仅用了“无何,固以疾辞,东还句曲”十个字匆匆带过。“无何”,是时隔不久的意思,“固以疾辞,东还句曲”,是说李含光很坚决地以自己有病为借口,回到了离王屋山很远的、东边的茅山。这个“还”字用得很精妙,您可以理解为李含光回到了离自己家乡很近的茅山,也可以理解为李含光把上清派的“大本营”重新归还了茅山。
在旧时,一直有“师命难违”之说。潘师正从茅山去嵩阳,是奉了尊师王远知之命;司马承祯去浙江的天台山隐居和修行,据袁志鸿先生在《天台山与道教上清派》一文中说,也是“获潘师教旨”。但是李含光“东还句曲”,究竟是他个人的主意,还是遵从了司马承祯生前的意愿?
袁志鸿先生在《天台山与道教上清派》一文中说,“司马承祯(曾经)授李含光以续茅山上清正宗”,我对此说很感兴趣,但是因为网上相关的史料非常匮乏,却无从加以证实。
  另据甘建华先生在《南岳高道高僧的方外之交》一文中说,在司马承祯的七十多个弟子以薛季昌、王仙峤、李含光、焦静真最为有名我查阅了明代编纂的《正统道藏》,上面如此写道,司马承祯过世之后,他在南岳衡山的故居被唐玄宗改成了九真观,他的弟子薛季昌被唐玄宗诏去当了九真观的住持,他的另一个弟子王仙峤,也一直跟随着薛季昌在观中修道。
如果司马承祯生前真有过让李含光“东还句曲”的遗命,柳识先生在《茅山紫阳观玄静先生碑》中一定会很理直气壮地进行阐述。可是碑文中连对李含光是从哪里“东还”的,都没有提及,似乎有所讳言。
薛季昌和王仙峤,生前都被唐玄宗封为“天师”,他们的资历和年龄可能都超过了李含光(两个人的出生时间都不详,但都比李含光早死十年)。因此李含光“东还句曲”后,虽然回到了上清派的祖庭,既不便过于张扬,又不能不宣传这一战略决策的重要性,于是,“七真堂”很可能就是在这一背景之下应运而生的。
  我们知道,王远知和李含光都是扬州籍人氏,王远知是于635年仙逝的,而李含光是在735年之后才来茅山的,在这整整一百年间,茅山上清派道士们的生存状况如何?是日渐式微呢,还是有所发展?这对今人来说,已是一个难解之谜。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李含光来到茅山之后,一定要为他的重要迁陟,寻找到一个能被天台山、嵩山和王屋山在内的,各个上清派系都能接受的理由,于是,新建茅山的“七真堂”或就成了他最好的选择。
不可否认,茅山虽然是“三茅”、“二许”和“一杨”修道的根据地,但国内的其他名山,也或多或少地有过他们的行踪,而新建的茅山“七真堂”,则特别强调了这七位真人是在茅山得的道。从这一点上说,其他的名山都无法与茅山一争雌雄。
至于李含光先生什么要将郭崇真列入“茅山七真”之列,因为没有现成的史料可以解释,我也只能进行斗胆猜测了。
凭心而论,在茅山得道的历史人物不可计数,就拿陶弘景来说,他在上清派中的历史地位就远远地高于郭崇真。可为什么郭崇真入选了,陶弘景却偏偏落了榜?这只能说李含光有他非常独特的想法。
首先,郭崇真是潘师正的三大弟子之一,也是李含光的师叔,只有他能够与李含光的师父司马承祯相提并论。司马承祯过世时,郭崇真想必还在人世,李含光迁居茅山之举,或许也是得到了郭崇真的鼎力支持,从这一点上说,李含光将他列为“茅山七真”之一,既有报恩之意,也是想借这位师叔的权威,力避其他同门师兄弟的非议。要知道,李含光当年迁往茅山之举,虽然在今天来看非常正确,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却很难得到其他山头上清派系的一致赞同,甚至还会遭到若干同道的反对。
李含光来茅山之后,成了唐玄宗的“帝师”,而他的同门师兄薛季昌,虽然也很受唐玄宗的器重,但只被称之为“道兄”。显然,李含光在上清派中的正宗地位,在他的生前就已经得到了确认。不过,李含光所建的“七真堂”,似乎在当时也有“应急”之嫌,不易得到其他上清派传人的认可,因此时间一久,也就被历史给遗忘了。
好像可以这么说,“七真堂”之建,成也在郭崇真,废也在郭崇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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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品水民⑧

发表于 2018-12-27 10:07 | 显示全部楼层




    常州此时,为省直辖(地级,有辖区)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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