句容的奇闻、奇人、奇事和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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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品水民⑨

发表于 2018-9-12 07:10 | 显示全部楼层
                    茅山道士的宰相弟子李德裕




                    受排挤官迁浙西 为修道足踏福地
说到茅山是“梁唐宰相家”,人们立即就会想到梁朝的陶弘景和唐代的王远知。不过这两位道家从来没有担任过宰相之职,如此“加冕”,乃是古人盛赞梁武帝对陶弘景、唐太宗对王远知的无比尊崇。
您可能不知道,在茅山的上清派弟子中,还真有一个人后来两次担任了宰相之职,他就是被晚唐著名诗人李商隐誉为“万古之良相”的李德裕。
李德裕(787—850年),字文饶,因为他是河北赞皇县人,所以也有人称他为“赞皇公”。
李德裕少年时即才华出众,尤精《汉书》、《左氏春秋》。他曾经担任过翰林学士,唐穆宗即位之初,朝廷颁发的各种重要文件,大都出自他的手笔;他还曾经担任过浙西观察使、西川节度使、兵部尚书、左仆射等重要官职,并于大和七年(838年)和开成五年(840年),分别被唐文宗与唐武宗拜为宰相。
李德裕能与茅山结下不解之缘,说来还与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牛李党争”密切相关。
原来唐宪宗执政之时,有一次曾经想通过考试选拔国家栋梁之才,几位考官遂向他推荐了在考卷里批评朝政时弊的举人牛僧孺和李宗闵。可是封建统治者大都属于好龙的叶公,最忌讳朝野的各种批评,唐宪宗自然也概莫能外,就很恼火地将有关考官降了职。至于牛僧孺和李宗闵,也只能自认倒霉,回家坐冷板凳去了。
其时李德裕的父亲李吉甫恰好是当朝宰相,据说李吉甫在此案中也为打压刚露头的政敌而推过波助过澜。不过他在此事中无论饰演何种角色,都不可避免地被推到风口浪尖。于是李吉甫很快就变成了“嫉贤妒能”的代名词,朝臣们从此分裂为泾渭分明的对立派,开始不停地明争暗斗。如果说李吉甫是一个难以刨动的大冬瓜,那么李德裕就是一根政敌们个个想刨的小瓠子了,就算李德裕再想超脱,也根本无法置身于事外。
李吉甫死了七年之后的长庆元年(821年),有好多个“高干子弟”在朝廷的进士科考中一举登第,其中就包括李宗闵的一个女婿。事后,某前任宰相实在看不下去,就向唐穆宗揭发了此次贡举的作弊行为。唐穆宗通过不同渠道进行调查,并从翰林学士李德裕等人之处得到了证实。于是唐穆宗便派人进行复试﹐结果发现已经登第的十四个人中﹐仅有三个人勉强合格!唐穆宗觉得受了欺骗,便将李宗闵等人贬了官。
此时的李宗闵已经是专门为皇帝草拟诏书的中书舍人了,这可是个很重要的官职,他一旦失去这个职务,也就等于从青云里栽到了地上。这一来,李宗闵对李德裕,是旧恨未消又添新仇,从此“德裕、宗闵各分朋党,更相倾轧,垂四十年”。
李德裕原本是有希望被封为宰相的,长庆二年(822年),只知道纵情享乐的唐穆宗却放弃了这只合格的“备胎”,转而任命“忌刻”的李逢吉为自己的“总管家”。“忌刻”在古代汉语中的意思是刻薄善妒,李逢吉恰也是李德裕父亲生前的政敌,又差点儿被李德裕赢得了宰相之职,他的眼睛里怎么还能再容得下李德裕这颗“砂子”?于是李逢吉立即将李德裕遣往浙西担任观察使,也就是浙西的地方军政长官。 
当时的浙西并非现代所指的浙江西部,而是包括了钱塘江以北和苏南地区在内的一块区域,它的治所就设在润州(镇江)。 
李德裕来到润州之后,也许是恢复了往日的修道之心,也许是为了平伏心中的狂风巨澜,总之,他很快便来到神往已久的茅山,并在《上清经》中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寄托。
李德裕曾经写过一篇颇为有名的文学作品,题为《望匡庐赋并序》,他在该赋中很是自豪地为一句诗文注释说:“余受法于茅山元师,则传法祖师也。”这句话的意思是:我曾经在茅山的“元师”那里接受过道法,他可是上清派的传法祖师啊!
  李德裕所说的“茅山元师”,乃是茅山上清派的第十五代宗师黄洞元先生。
黄洞元,南岳(今湖南衡阳)人,世称“洞真先生”,生卒时间不详。
据《茅山志》载,黄洞元早年曾经来游茅山,他很有道缘,居然与上清派的第十三代宗师李含光结为了忘年交,李含光还曾经传授给他一种名叫“行中黄服日”的道法。什么是“行中黄服日”?这种道法有什么作用?恕我才疏学浅,又查不到出处,一时也解释不了。
  不过黄洞元并未能直接师从李含光,而是改去了今之湖南常德的桃源观修道,大历九年(774年),他又前往匡庐山的紫霄峰修道十载。
匡庐山是唐代时匡山和庐山的总称,山中紫霄峰南的简寂观,恰是南朝著名道士、上清派第七代宗师陆修静的修行之地。由此推测,黄洞元前往紫霄峰修道长达十年之久,定是与他想追随陆修静的道学思想有关。
唐德宗兴元元年,黄洞元再次前往茅山访道,但是李含光先生早在十五年前就已经跨鹤而去了。往事历历在目,黄洞元不胜感慨,他在与李含光的弟子、上清派第十四代宗师韦景昭交往之后,觉得韦景昭的道法比自己深厚得多,于是便心甘情愿地当上了韦景昭的弟子,从而使自己最终也成为了上清派的“传法祖师”。
由此算来,李德裕应该是茅山上清派的第十六代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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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品水民⑨

发表于 2018-9-14 07:56 | 显示全部楼层
下面的这一章节非常好玩,这是我在多年整理茅山史料中感到最有趣的一件旧事。如果您不细读,就太可惜了!




                  抗胁迫软拒“圣祖”  施计谋仍礼“老君”

  不知您是否注意到,在《茅山志》卷之二十三中,刊载了一篇题为《忠本元圣祖院碑》的碑文,它是这样开头的:“唐宝历二年……浙右连帅、御史大夫、赞皇公,新建‘圣祖院’于大茅峰下、崇元观之前。上直(值)(第八洞)天华阳洞之南门,集草仙之灵庆,资圣寿於亿万。本其经始,实感周先生出应昌运,为唐广成,荐瑞表祥,式旌不朽。于是恩锡院额,号曰‘宝历崇元圣祖院’……”
  可是就在这一碑文的下面,紧接着又刊载了另一篇题为《三圣记碑》的碑文,该碑文如此说道:“有唐宝历二年……八月……上清玄都大洞三景弟子、正议大夫、使持节润州诸军事、润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浙西道都团练观察处置等使、上柱国、赞皇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赐紫金鱼袋李德裕,上为九庙圣主,次为七世先灵,下为一切含识,於茅山崇元观南敬造‘老君殿院’,及造老君、孔子、尹真人像三躯……”  
粗看这两个史料,我们很可能误认为李德裕既在茅山建造了一座“圣祖院”,又在茅山建造了一座“老君殿院”。可是经过仔细对比您会发现,李德裕于宝历二年(826年)在大茅峰下所建的“老君殿院”,和唐敬宗所命名并赐额的“宝历崇元圣祖院”,其实乃是同一座建筑群,只是名称不同罢了。
这就叫人十分纳闷了:既然是同一座建筑群,为什么会有两个大相径庭的名字?不过让人深感意外的,还远远不止“一殿两名”。
从上述碑文中我们可以得知,李德裕建造“老君殿院”的理由可谓面面俱到,即“上为历代皇帝、中为列祖列宗、下为所有百姓”;而他建“圣祖院”的目的则比较单一,只是为了汇集茅山众多“草仙”(也就是众多低层神仙)的仙灵之气,以让唐敬宗增加“亿万”年的阳寿。至于他建“圣祖院”的起因,则让人极其匪夷所思,竟是为了旌表不再隐居山林、即将应诏入京的“周先生”!因为“周先生”一旦出山,就会向朝廷推荐各种祥瑞之事,从而给国家带来好运。因此李德裕希望通过建造这座“圣祖院”,能够让“周先生”的事迹永存于世。
《忠本元圣祖院碑》提到的这位“周先生”是谁?他为什么这么厉害,只是因为肯奉旨入京面圣,浙西的最高军政长官就得立马建造一座“圣祖院”?!
在《茅山志》卷之十七中,也有一段涉及“周先生”和“圣祖院”的史料,不过与上述碑文的记载截然不同,它是这样说的:“华阳观,梁昭明太子故宅,古名鸿禧院,一名福乡馆,在崇寿观西。宝历二年奉劫置,改号‘宝历崇元圣祖院’。时赞皇李德裕奉老子、孔子、尹真人三像,供养太玄周先生于此。”
请注意,在这段史料中,华阳观被“改号”的事,居然与李德裕“奉劫置”有关!什么叫“奉劫置”?也就是受到巨大压力,不得不奉旨行事的意思。“劫”在古代汉语中,可当“威胁”和“逼迫”来理解。
如果此说当真,那李德裕根本就没有在茅山“新建”或“敬造”“圣祖院”,只是为了供养“周先生”,不得不将华阳观小修小补,再改名为“宝历崇元圣祖院”而已。不过这段史料并未注明出处,因此它的可信度远不如《忠本元圣祖院碑》和《三圣记碑》。
我在无数的史料中搜寻多时,最后终于在《旧唐书》、《新唐书》和《资治通鉴》等书中,找到一个名叫周息元的“异人”,原来他就是“周先生”!
我还在《全唐文》中找到一篇题为《送周先生住山记》的文章,它是华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令狐楚先生于元和十三年(818年)所撰的,令狐楚的叔叔是已经跟随周息元二十多年的弟子,这篇文章的素材就是由那位叔叔提供的。
据说周息元名隐遥,是河南汝南县的一名道士,道号太元先生,也有人称之为太玄先生。(因为唐明皇的庙号为“玄宗”,因此凡是“玄”字都得改成“元”字,以避其讳)。贞元初年(785年)某日,周息元来游道教的第九洞天、苏州吴县的林屋洞,他在当地住了很久,才忽然发现附近有座神景观。观主告诉他,林屋洞西边有个道教的第四十九洞天,曾经有一位从罗浮山来的、姓毛的老道,在那里住了“三百余岁”,还在那里收了七十二个弟子。后来大家为了纪念毛老道,遂改称那里为“毛公坞”。那观主说周息元既能辛勤求道,自己也愿意带他去毛公坞寻找毛公的遗迹。想不到那观主走入树林后就不见了,周息元过了许久才看到一只碧眼的紫鹿,就随那鹿进了毛公坞。那鹿冲周息元跪下,好像要告诉他什么事。周息元似乎没太明白,便转身回去了。
贞元十九年冬(803年),周息元大概悟出了什么,再次前来毛公坞,他砍树割草,并在那里住下修道。后来他在那里忽然得到一块奇石,上面刻有虫一样的篆字,细细一看,原来是毛公留下的“镇地符”!此后周息元便得了道,作息不分昼夜,寒暑不易衣裳,不食照样有劲,走路如同奔马……
在中国的历史上,唐穆宗不到三十岁就因中风而死,他的大儿子李湛年仅十五岁就登了基,史称唐敬宗。据《旧唐书》载,唐敬宗即位不久,有个名叫杜景先的方士(也就是道士)向朝廷呈文,自荐前往江南求访“异人”。杜景先来到浙西后,果然发现当地有个隐士,此人就是周息元,年寿已经“数百岁”了。唐敬宗非常高兴,立即命令身边的官员高品和薛季棱前往润州迎接,还特地下诏给李德裕,一定要派军车尽快把周息元送往京城。
《新唐书》则说,唐敬宗登基后,对某些和尚与道士很是信任,常让他们举行祷福祈年的活动,连皇宫都允许他们自由出入,于是“狂人”杜景先伺机向唐敬宗推荐了自己的朋友周息元。唐敬宗听说周息元已经有好几百岁了,异常兴奋,连忙派遣身边的官员专程前往浙西迎接,还特地下诏让各地驿站好生招待周息元,并恭送他尽快入京。
而在《资治通鉴》中,润州人周息元是充当了自荐的毛遂,他声称自己已经活了数百岁,于是唐敬宗就派官员把他接到京城来了……
所谓“异人”,就是迥异于同类、具有特殊本领的高人,往往也是“活神仙”的代名词。此时的唐敬宗只是个乳臭初干的毛孩子,加上自小就深受宫廷之中信佛崇道活动的影响,听到风就是雨,对这类隐居在民间“异人”,当然充满了好奇和景仰。
上面提到的令狐楚写的那篇文章,是在周息元出名之前写的,根本就没有提到他已有“数百岁”的事,可见周息元是在听说朝廷重视“异人”后,将毛公的故事到自己的头上,对外进行自我吹嘘的。
可悲的是,唐敬宗对周息元深信不疑。据《旧唐书》载,周息元进京后,唐敬宗竟然派了二十名道士供奉他,还让他和那些道士入住在内宫的山亭院。
“家门口的塘,知道深浅”,只有李德裕根本不相信周息元是个什么“异人”,他立即通过来迎周息元入朝的官员,向唐敬宗上书奏报,说周息元只是一个“诞妄”的俗人,劝唐敬宗不要上当。“诞妄”,也就是荒诞和虚妄的意思。
李德裕在奏折中苦口婆心地向唐敬宗进谏道:“天下道行最高的,莫过于广成子和老子;人间最通晓事理的圣人,莫过于黄帝和孔子。广成子曾经回答过黄帝所询问的治身要诀,老子也曾经告诉过孔子该如何养生。如今陛下为了修道,四处物色‘异人’,就算广成子和老子的化身也被您找了来,他们对您说的话,难道还会超出以前所阐述的范围吗?我最提防那些应召入京的‘异人’,因为他们大都是迂腐、怪诞、随意迎合您的狂徒。那些人往往以自己的雕虫小技,炫耀邪门左道,蒙蔽您的视听。比如汉时入朝的‘文成大将’和‘五利将军’,就只是两个普通的方士而已。事实早已证明,他们的虚妄之言无一句可以验证。我在这三年之内,已经四次接到您命令我推荐当地‘异人’的诏书了,但是我根本不敢随便找个人来搪塞应付,我很惧怕他们入京后会去糊弄您……”
读到这里,我们不禁对李德裕肃然起敬。因为他是以浙西最高军政长官和茅山上清派弟子的双重身份,对唐敬宗进行如此诚恳的规劝。这也表明,真正的上清派信徒虽然非常尊崇神明,但却严格划清了“正道”与“邪门左道”的界限。这种言行即便搁到今天,也是非常值得赞许的。
然而忠言逆耳,但是唐敬宗巳痴迷其中,想必对李德裕的奏折连拆封的兴趣都没有。
尽管我们从《茅山志》所载的《忠本元圣祖院碑》中,不一定能立马就领悟到李德裕当年对建造“圣祖院”的无奈与愤懑,但若对其中的文字逐字逐句细加分析,就会发现,有关真相其实全都隐藏在碑文里面!
据《忠本元圣祖院碑》载,李德裕是奉了唐敬宗之命,在宝历二年七月沐浴更衣、自断酒色荤腥、虔诚祷告神明之后,才找到周息元的,据说李德裕还不得不违心地恭维周息元了一番,说他是一位“人莫能识”的“大道宗师”。而周息元则张口就对李德裕说:“昔广成对理身之问,鸿蒙启养心之说,二者皇上大本也。今息元亦将以斯道上报吾君。”
周息元不愧是个“诞妄”之人,他的这番话只怕连李德裕听了也不知所云何事。我试着直译如下:“神仙广成子曾经回答过黄帝有关治身之道的提问,远古时代的自然环境也启发过养心的学说。这二件事都是皇上必须知道的基本常识。今后我周息元是会把这些道学如实上报给圣上的。”
从表面来看,周息元似乎是在对李德裕弘道。可是听话得听音,他其实是在警告和威胁李德裕:我即将要入京去见皇上了,你可要小心,我是会把你所做的事情向皇上当面秉报的!
从《茅山志》中所记载的“奉劫置”三个字来推断,周息元在得到自己即将被唐敬宗礼请入京的消息后,立刻想到了一个“一箭双雕”的点子,这就是让李德裕在茅山建造一座“圣祖院”,既把它作为自己送给唐敬宗的见面大礼,也让它成为供养自己的道场。
  我们知道,老子李耳一直是公认的道教始祖,可是自从唐王朝建政以后,李氏皇室为了抬高自己家族的社会地位,居然一口咬定老子就是自家的“圣祖”,还伪造了一整套自上而下的祖谱世系。从唐高宗开始,老子被追封为“太上玄元皇帝”,到了唐玄宗时,老子已经被上了“大圣祖高上大广道金阙玄元天皇大帝”的尊号!可是老子是李氏皇室的“圣祖”之说,在史籍上根本找不到出处,天下的道教徒虽然不便当面驳斥,心里却根本不会认可,李德裕当然也更不肯出资在茅山为李氏皇室建造一座不伦不类的“家庙”了!
周息元的实际年龄虽然绝不可能有“数百岁”,但他肯定是一位很擅长忽悠别人的“智叟”。他一定会这么想:你这个京城里的小皇帝天天想见“异人”,不就是期望“异人”能带给你从正常渠道无法获取的好处吗?你一不缺金二不乏银,只是担忧不能千秋万载地稳坐龙椅,我索性投你所好,让李德裕在茅山“送”你一座崭新的“圣祖院”,再告诉你这座“圣祖院”定会让你增寿亿万年,看你笑得合拢嘴不?!
周息元的小算盘打得再好,李德裕压根儿就不会随着他拨的珠子转。可以料想,周息元很快便和李德裕发生了冲突,矛盾的起因就在于李德裕不肯建造“圣祖院”。可是周息元自有非常阴毒的高招:你要是不肯答应建造“圣祖院”,我就坚决不到京城去,看你如何向那个小皇帝交差!
周息元耍赖不肯入京,最着急的应当是奉唐敬宗之命专程前来迎接他的两位京官。于是他们不得不在向朝廷密报的同时,与周息元联起手来,共同向李德裕不断施压。
这并非是我的主观臆测,不信您多读几遍《忠本元圣祖院碑》的碑文,就会有所发现。  
据说周息元是在对李德裕说过“今息元亦将以斯道上报吾君”这句狠话之后,李德裕才“澄心清神”,“遂与先生图议,选置玄宇”的。换句话说,李德裕在受到周息元越来越咄咄逼人的胁迫之后,不得不冷静下来,反复权衡利弊,最终只好选择妥协,于是开始与周息元商量起在茅山的什么地方、建造什么规模的“圣祖院”等相关事宜来。
您或许会问:李德裕可是当时浙西最大军政长官,为什么最后不得不忍受一个民间“诞妄”之人的胁迫?
这可是一个无法回避、也必须认真作答的话题。
首先,唐敬宗的老祖宗李世民早在还是秦王的时候,就极为崇敬茅山道士王远知,此后,唐朝的历代皇帝也都非常重视茅山的特殊地位。此时周息元以“活神仙”的身份,胁迫李德裕在茅山建造一座祭祀李氏皇室“圣祖”的“家庙”,确实有着非常冠冕堂皇的借口。李德裕虽然一眼就能看穿周息元的企图,但是只能吃这个哑巴亏。请替他设身处地想一想,他能找到哪一条可以摆上桌面的理由,对周息元进行有力的驳斥?
其次,唐敬宗登基之后,非常宠信一个名叫赵归真的道士(此人特别擅长用邪术干政,由于过于臭名昭著,道书一直耻于为他作传,故今人已经无从知道他的来历)。据《资治通鉴》载,唐敬宗之所以四下访求“异人”,就是信了赵归真的鬼话。如果李德裕得罪了周息元,也就等于得罪了赵归真、得罪了天下所有的“异人”,更直接得罪了那位对这些“异人”无限景仰的小皇帝!
第三,此时在京城里担任要职的,大都是李德裕的政敌,就连在浙西,也多有他们安插的耳目。这些人无风尚能掀起三尺浪,一旦抓住了李德裕坚决不肯为皇家建造“圣祖院”的把柄,必然会里应外合,对李德裕进行足以致死的政治迫害!
经测算,句容的茅山距唐朝的京城长安,至少有两千多里的路程。周息元是在宝历二年七月被李德裕找到的,当年八月就抵达京城了,茅山的“圣祖院”也是在同年的八月动工建造的。几乎与此同时,唐敬宗也派人从京城给李德裕送来了自己题写的“宝历崇元圣祖院”的匾额!想必是唐敬宗生怕李德裕不肯建造“圣祖院”,于是索性用这种“生米煮成熟饭”的方式,逼他就范!
。不难想象,周息元肯定是在茅山亲眼见到“圣祖院”正式建造之后,才肯动身上路的,他甚至没有给李德裕留下一丁点筹钱备料的时间!
不要以为官府建造一座“圣祖院”就不费吹灰之力。您可能想不到,其时浙西的财力十分困难,李德裕此前已经用“数年已来,灾旱相继,罄竭微虑,粗免流亡,物力之间,尚未完复”等二十四个字,向唐敬宗道尽了自己的无奈。这意思是说:我到任后的这几年来,浙西一带各种自然灾害连续不断,我虽然想尽各种方法进行补救,但也只能做到不让当地大多数的老百姓逃离家乡、流落在外而已。现在的情况比过去略有好转,但是还没能完全恢复元气。
  唐敬宗登基后,曾经向浙西索要过的几十只银质妆具和一千匹高档的丝织品,都被李德裕用哭穷加说理的方式巧妙地拒绝了。但是事不过三,如果李德裕此次坚持不肯为唐敬宗建造“圣祖院”,也就意味着他不肯集茅山所有“草仙”的“灵气”帮助这个小皇帝“增寿”,将来势必会落个死无葬身之地的下场!
  据《忠本元圣祖院碑》载,李德裕最后采取的是“散俸钱以资其费,择干吏以董其役”的方法,完成了这一工程。所谓“散俸钱以资其费”,就是他自己带头出钱,让浙西的大小官员各掏腰包,另外也向当地的有钱人寻求帮助;至于“择干吏以董其役”,就是他亲自委派了一些非常能干的吏卒日夜监工,一点儿也不敢怠慢。李德裕这么做,想必也是在工期上受到了唐敬宗的严格限制。
唐敬宗是当时的一国之君,也是“宝历崇元圣祖院”的题名者。按理说,无论如何,该殿院之名都应该以此为准,可是李德裕却偏偏只肯称它为“老君殿院”,这就表明他一直在对“圣祖院”这三个字进行着无声的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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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品水民⑨

发表于 2018-9-24 21:16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赶场子的逛客 于 2018-9-25 00:14 编辑

谁都知道,“圣祖院”既然能被当朝皇帝赐额,其在茅山的地位自然非同一般,倘若李德裕真是积极建造它的,也肯定会让自己成为《忠本元圣祖院碑》名义上的作者。
经查,在《茅山志》中,大多数碑文作者的资料都比较具体,如《唐茅山紫阳观玄静先生碑》为“秘书郎河东柳识撰”、《茅山玄静先生广陵李君碑铭并序》系“金紫光禄大夫行湖州刺史上柱国鲁郡开国公颜真卿撰并书”、《华阳三洞景昭大法师碑》乃“朝识大夫检校国子司业兼御史中丞昊郡开国男陆长源撰”……
可是在此碑文标题的后面,偏偏只留有“贾练文”三个字。作者是姓“贾”名“练”,还是姓“贾”名“练文”?这一反常的署名方式,让人颇为生疑。要知道无论是“贾练”,还是“贾练文”,都是名不见经传的人物,也无从查考,而且“贾”“假”二字同音,莫非是李德裕在采用“春秋笔法”,以留给后人一个大大的疑窦?
再者,李德裕既然建造的是“圣祖院”,就应该只在其中供奉李氏皇室“圣祖”的神像,可是他却又让工匠们在大殿之内另塑了孔子和尹真人的身躯,来它个“三圣并列”。
在李氏皇室的“家庙”里放入尹真人的塑像,已属多此一举,可李德裕还让孔子也“挤”了进来,这究竟是哪码对哪码呀?!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我思之再三,觉得李德裕显然是在用这种方式,力图淡化甚至抹没“圣祖院”这一“李氏家庙”性质的色彩,从而让“老君殿”名符其实。或许,这恰是李德裕希望让道教徒、香客与游人能够领悟的效果?!
  谁都知道,“三圣像”只是“圣祖院”的“附属品”,两者之间有着非常明显的主次之别。可是在次要的《三圣记碑》中,竟用了六十三个字对李德裕的官职和政治待遇等进行了详细的介绍;而在主要的《忠本元圣祖院碑》里,却连建造者李德裕的真名实姓都没有出现,只是由“浙右连帅、御史大夫、赞皇公”等十一个字进行替代。这绝对不会是“贾练”或者“贾练文”的疏忽,而是故意而为之。显然,李德裕所想表明的,正是自己不想与“圣祖院”扯上多少关系的态度。
将老君、孔子和尹真人并列为“三圣”供奉于一殿,在中国的道教史上相当罕见。《三圣记碑》并未将碑文的作者署名,但至少经过李德裕的认真审核。据碑文解释,将“三圣”并列是按照“史籍遗文”而做的,目的是让这三位圣人“庶垂不朽”。“庶”在这里是“希望”的意思。
《三圣记碑》在碑文中引用了《史记》中孔子向老子求教的一段故事。据说孔子去了周国后,想向老子请教“礼”的问题。老子回答说:“你所说的礼,倡导它的人和骨头都已经腐烂了,只是他的言论还在。况且君子生逢其时就驾着车出去做官;生不逢时,就像蓬草一样随风飘转。我听说,善于经商的人把货物隐藏起来,好像什么东西也没有;君子具有高尚的的品德,容貌看起来却像愚钝的人。去掉您的骄气和过多的欲望,还有情态神色和过份的志向吧,这些对于您自身都是没有好处的.我能告诉您的,就是这些了。”孔子辞别老子以后,对弟子说:“鸟,我知道它能飞;鱼,我知道它能游;兽,我知道它能跑。会跑的可以用网去捕它,会游的可以用丝线去钓它,会飞的可以用箭去射它。至于龙,就不是我能知道的了,它是会乘风驾云而飞腾升天的。我今天见到的老子,就如同龙一样吧!”
尹真人名叫尹喜,《三圣记碑》引用《史记》中的史料说,老子居住在周国很长时间后,发现朝廷已经衰败,就欲西出函谷关前往秦国。把守函谷关的官员尹喜久慕老子的大名,强求他把自己的真知灼见写出来以后再走,于是老子就特地为他写出了一本流传千古的《道德经》。此后,尹喜就成了中国道教学说的最早传播者,并被庄子列为与老子齐名的“古之博大真人”。
我们知道,孔子是儒教的鼻祖。自西汉以来,儒教在中国的主流社会里,一直是被排在佛教和道教前面的。李德裕饱读诗书,又是朝廷命官,最尊崇的理应是孔子,但是他在信奉了茅山的道教上清派之后,通过将“三圣”并列的形式,公然将孔子排在老子之后,这是需要一定勇气的。
最最重要的是,周息元和唐敬宗胁迫李德裕建造的是李氏皇室的“家庙”,而李德裕却神不知鬼不觉地将一个“李氏家庙”,改成了既尊道又崇儒的、有着上清派鲜明个性的“老君殿”!
周息元后来有没有被供养在茅山的“宝历崇元圣祖院”?《茅山志》没有提及,我也不便妄下定论。据说周息元入京后,居然对迫不及待地前来求道的唐敬宗说,自己不但认识一百多年前中宗时期的术士叶静能,还认识二百多年前的隋代神仙张果老!唐敬宗大喜,于是让周息元说出叶静能与张果老的容貌特征,好让宫廷画师一一画出来。可周息元只是个山野之人,哪里能把这两个谎编得滴水不漏?时隔数月,唐敬宗竟被一个宦官杀掉了,不久,周息元就被唐敬宗的弟弟唐文宗放还了浙西老家。
时隔四十多年后,晚唐著名诗人皮日休来游苏州的毛公坛,并写下一首长诗,其中有“我爱周息元,忽起应明主。三谏却归来,回头唾圭组”等句。诗中提到的周息元,曾经应“明主”之邀入京,但是很鄙夷帝王的各种礼仪,又在三次进谏之后回到了毛公坛。这首诗,也成了周息元下落的最后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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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品水民⑨

发表于 2018-10-25 19:43 | 显示全部楼层
率妻妾悉入道观  将师兄奉为尊师

  有意思的是,李德裕不仅是茅山的弟子,还是茅山的“女婿”。她的妻子名叫刘致柔,就曾经在茅山的燕洞宫接受过上清法箓,道号为“大洞炼师”。
  民国时期,有人在洛阳出土了六方李德裕家庭成员的墓志,其中一方是李德裕亲自为其妻刘致柔撰写的《唐茅山燕洞宫大洞炼师彭城刘氏墓志铭并序》。
现已不复存在的燕洞宫在茅山的乾元观附近,为南朝梁时女道士钱妙真立祠之处,唐天宝七年(748年)玄宗曾经下旨重修并赐予宫额。从该墓志铭和序中我们可以获悉,刘氏是今之徐州人,六十二岁时死于海南,后返葬于洛阳的榆林。
旧时尊称懂得养生和炼丹之术的道士为炼师,看来,刘氏与李德裕的身份还不尽相同,她至死的身份都是燕洞宫的女道士,而刘德裕因为官身不能由已,只能一直是茅山的俗家弟子。
李德裕在任浙西观察使时,另娶了一个丹徒籍的小妾,此女子名叫徐盼。李德裕调任郑滑节度使后,刘盼忽然病危,李德裕连忙让她就近在河南滑州的瑶台观入了道,并让她改法名为“天福”,想以此来挽救她的生命。不过徐盼不久还是病死了,年仅二十三岁。
李德裕生前留有《寄茅山孙炼师》诗二首。孙炼师就是茅山的第十六代宗师孙智清,算起来也是李德裕的同辈师兄。他曾于太和六年(832年)任当时茅山的最高道职“山门威仪”,此后,唐文宗还曾经亲笔御书,命他在茅山建造过紫阳观,唐武宗也曾经命他在茅山建过“生神斋”,还命他在茅山建九层宝坛弘道,并赐号“明玄先生”。
     寄茅山孙炼师
  何地最翛然,华阳第八天。
  松风清有露,萝月净无烟。
  乍警瑶坛鹤,时嘶玉树蝉。
  欲驰千里恋,惟有凤门泉。

  石上谿荪发紫茸,碧山幽蔼水溶溶。
  菖花定是无人见,春日惟应羽客逢。
  独寻兰渚玩迟晖,闲倚松窗望翠微。
  遥想春山明月曙,玉坛清磬步虚归。
在这两首诗中,李德裕盛赞茅山的景色极美,更是修行的福地。不过在第一首诗的结尾,他还深深地思念着京城长安的“凤门泉”。
凤门的全名叫丹凤门,是唐代皇帝出入宫城的主要通道,在大明宫诸门中规格也最高。李德裕在诗中使用“凤门泉”三个字,代指京城里的宫阙,因为他曾经是宰相的候选人,是被政敌排挤到润州的,心中毕竟有所不甘。
孙智清先生仙逝后,李德裕又连写了《遥伤茅山县孙尊师》诗三首,诗曰:
  蝉蜕遗虚白,蜺飞入上清。
  同人悲剑解,旧友觉衣轻。
  黄鹄遥将举,斑麟俨未行。 
  惟应鲍靓室,中夜识琴声。

  金格期初至,飙轮去不停。
  山摧武担石,天陨少微星。
  弟子悲徐甲,门人泣蔡经。
  空闻留玉舄,犹在阜乡亭。

  空宇留丹灶,层霞被羽衣。
  旧山闻鹿化,遗舄尚凫飞。
  数日奇香在,何年白鹤归。
  想君旋下泪,方款里闾扉。
这三首诗,都真实地记录了作者在他乡听说孙智清仙逝后的惋惜之情。
孙智清逝世若干年后,李德裕还写过一首名为《尊师是桃源先生传法弟子,常见尊师称先师灵迹,今重赋此诗,兼寄题黄先生旧馆》的诗——
  后学方成市,吾师又上宾。
  洞天应不夜,源树只如春。
  棋客留童子,山精避直神。
  无因握石髓,及与养生人。
诗中的黄先生指的是李德裕与孙智清共同的师父黄洞元,黄洞元的旧馆系湖南常德的桃源观。李德裕在有人向自己索要有关黄洞元和桃源观的诗作时,却将怀念孙智清的旧作送给了对方,足见他对李智清的思念之深。
从诗中的第一二句也可以看出,孙智清年长于李德裕。
《茅山志》中还留有一首李德裕曾在茅山所写的《溪荪》(一作《芳荪》),诗曰:
  楚客重兰荪,遗芳今未歇,
  叶抽清浅水,花照喧妍节。
  紫艳喉渠鲜,轻香含露洁,
  离居若有赠,暂与幽人折。
乍一看,此诗与茅山似无什么联系,但是据苏州大学教授宋宁娜在《李商隐与李德裕》一文中考证说,诗中溪边的香草,暗指的是李商隐的一个逃来茅山避祸的恋人。李商隐中年时曾经在茅山住过,还写过一首《失题》诗,诗中有“幽人不倦赏,秋暑贵招邀”之句,这“幽人”与李德裕诗中的“幽人”,据说都指的李商隐。宋宁娜认为,李德裕可能在茅山帮助和保护过李商隐的那个恋人,还可能与李商隐在茅山见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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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品水民⑨

发表于 2018-12-2 21:12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赶场子的逛客 于 2018-12-24 19:42 编辑

            为什么郭崇真会被列为“茅山七真”之一
         潘师正的弟子郭崇真竟是“茅山七真”之一
晚唐时期,有位名叫张贲的先生曾经隐居于茅山,此人字润卿,乃今之河南南阳人,生卒时间均不详,我们仅知道他在唐宣宗的大中年间(847-860)中过进士第,唐末时还当过广文馆的博士,因此史书上常称他为“广文博士”。广文馆是当时朝廷专设的“进士培训班”,馆内仅设有四名博士(相当于今天的高级教授),可见张贲的学识有多高了。
张贲和著名诗人陆龟蒙与皮日休的关系非同一般,三个人经常隔山距水地以诗会友。有一次,寓于吴中(苏州一带)的皮日休(字袭美)又思念起了远在茅山的张贲,于是连写三首诗,题为《江南道中怀茅山广文南阳博士》。陆龟蒙读了这些诗后,深有感触,很快也写了《和袭美江南道中怀茅山广文南阳博士三首次韵》,其中第一首是这样写的:
  一片轻帆背夕阳,望三峰拜七真堂。
  天寒夜漱云牙净,雪坏晴梳石发香。
  自拂烟霞安笔格,独开封检试砂床。
  莫言洞府能招隐,会辗飙轮见玉皇。
由于本文并非讨论三位诗人的深情厚谊,故不再展开细说。但从陆龟蒙的“一片轻帆背夕阳,望三峰拜七真堂”之句来看,可以知道茅山在唐代时曾经建有一座“七真堂”,所幸的是陆龟蒙还在诗中自注道:“三茅、二许 、一杨 、一郭,是为‘七真’。”
所谓“七真”,也就是七位真人的简称。我在网上反复查阅,许多词条都称这“七真”指的是分别在茅山得道的汉之茅盈、茅固 、茅衷,晋之杨羲 、许谧、许翙和唐之郭崇真,就连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博士后研究员李长远先生,也在《皮日休、陆龟蒙与道家》一文中,采用了这一说法(此文刊于台湾大学文学院主办的、2018年5月出版的第八十九期《台大文史哲学报》),可是这一说法最先出自何处,作者却没能加以注释,这在学术论文中实不多见,显然也未能找到它的源头。
凡是熟悉茅山的人,对茅盈、茅固 、茅衷、杨羲 、许谧和许翙都不会陌生,但听说过郭崇真大名的人,则可能屈指可数。
照理说,郭崇真既然被列为“茅山七真”之一,茅山又特地为他和其他六位真人共同建造过“七真堂”,他的名气应该如雷贯耳才对,有关他的史料,至少在《茅山志》中也应该有所记载。可是不知为何,《茅山志》居然将这么重要的一人一事全给遗漏了!倒是“七真”一词,却从此流传开来,以致中国的道教史上又出现了“南宗七真”、“北宗七真”和“全真七真”,就连天上的北斗七星,也有了“七真”之誉。
说到郭崇真,就不能不提及上清派第十一代宗师潘师正先生。
武则天当政时,有一个人名叫王适,此人官居雍州司功,相当于现在省政府办公厅的副主任,他曾经撰写了一篇碑文,题为《唐默仙中岳体元先生太中大夫潘尊师碣文并序》,此碑文由中岩道士司马承祯(647—735)抄写,石碑被立于嵩山的老君洞南,至今尚存。我综合部分相关史料,将潘师正的有关史料简略介绍如下——
隋炀帝大业十二年到十四年(616—618)之间,约三十岁许的潘师正入了道,并在十年后成为茅山太平观道士王远知的二十七名弟子之一。王远知分别担任过隋炀帝和唐太宗的“帝师”,并于晚年在茅山授徒十年许。在此期间,潘师正被耳提面命,并迅速成为他最为得意的弟子。
此后,潘师正奉王远知之命,前来中岳嵩山修行并传授上清道法,先在双泉顶住了约十年,又前往逍遥谷住了约五十载。
潘师正在嵩山之中,与唐高宗李治父子共交往了九年,他临终前说自己“有弟子十人,并仙阶之秀”,并说其中最杰出的弟子是“颍川韩法昭”。所谓“并仙阶之秀”,是潘师正觉得自己的这十位弟子,都具有成为仙官的资格。
尽管道教界普遍认为司马承祯才是潘师正最最杰出的弟子,可是由于王适先生所撰写的《唐默仙中岳体元先生太中大夫潘尊师碣文并序》,是由司马承祯亲手抄录后刻制成碑的,因此有人认为,这是司马承祯出于谦虚的原因,将自己的名字悄悄地抹掉了。
在中国的道教史上,有关描述潘师正生平的文字比较多,但最先提到郭崇真的,目前我 仅见于北宋著作佐郎张群房先生所著的《云笈七签 》。据《云笈七签 》卷五的“真系”载,上清派著名道士潘师正,“弟子十八人,有韦法昭、司马子微、郭崇真”。
如果此说当真,那么郭崇真(一作郭嵩真)就是上清派第十一代宗师潘师正三大最著名弟子之一,也是上清派第十二代宗师司马子微(即司马承祯)的师弟了。
而在元代道士赵道一先生所撰的《历世真仙体道通鉴》一书中,是这么阐述潘师正与茅山之关系的——
潘师正入道后,茅山道士刘爱道对他非常器重,认为他将来会成为道教界的领袖。他拒绝了潘师正想师从自己的请求,并对潘师正说道:“你要想真正得道,非得去拜王远知为师不可,他可比我强多了!”而王远知在京城见到潘师正之后,则非常欣慰地对刘爱道说:“今日复有潘仙,吾教之幸也!”当即收他为徒,后来又将他带往茅山,陆续秘授其上清派的各种“隐诀真文”。潘师正奉王远知之命前往嵩山之后,则又与刘爱道合居在一起修行了二十余年。
顺便一提:在《旧唐书》本传、《仙鉴》和《玄品录》等史料中,均称唐代著名道士吴筠先生是“依潘师正传正一之法”,以致如今有许多文章,还称吴筠为“上清派十二代宗师(司马承祯)同门昆仲”,并在文章中将韦法昭、司马承祯、郭崇真、吴筠并列为潘师正最杰出的弟子,这其实是一大谬误。因为潘师正出生于586年,仙逝于682年,而吴筠虽然出生的年代已不可考,但他却逝世于778年。就算他能活到一百岁,也不可能从四岁起就师从潘师正了!
另据唐礼部侍郎权德舆所撰的《宗玄先生文集序》(“宗玄先生”是吴筠的弟子为他私谥的号)称,吴筠是天宝初年在被唐玄宗第二次召至京师时,主动向朝廷申请正式入道的,后又入嵩山师从潘师正的弟子、道士冯整齐,从他那里受授了正一之法,并“苦心钻研,尽通其术 ”。
从以上史料中我们可以获悉,郭崇真才是上清派第十一代宗师司马承祯的“同门昆仲”,而吴筠和上清派的第十三代宗师李含光先生,只是郭崇真的两个“徒侄”。


        茅山的“七真堂”可能是李含光所建
据北宋道士赵道一先生在《历世真仙体道通鉴》中称,潘师正刚刚随王远知先生来到茅山不久,王远知就对他说道:“我虽然很想把你留在茅山,但嵩阳才是你真正的修真之地,你还是赶快去那里吧。”赵道一先生在文章中使用了“既至”二字,也就是潘师正来到茅山的时间很是短促的意思。
王远知是一位帝师级的高道,身边当然不乏才德俱备的高徒,可是这些高徒为什么都没能成为上清派的宗师,而潘师正远在嵩山,却直接继承了王远知的衣钵?另外,王远知既然非常器重潘师正,为何不直接将他留在茅山将上清派继续发扬光大,却偏偏让他去了嵩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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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新人①

赶场子的逛客 发表于 2010-3-15 09:44
不是天方夜谭
C.地委副书记因吃碗肉丝面而检讨

当时的镇江地区包括金坛,溧阳,溧水,宜兴,高淳,句容,丹徒,扬中,丹阳,加上金口润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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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新人①

应该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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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城过客②

发表于 2018-12-23 20:15 手机浏览器发布 | 显示全部楼层
下蜀亭子也有许多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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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品水民⑧

发表于 2018-12-23 21:16 | 显示全部楼层
抬头见茅山 发表于 2018-12-18 22:04
当时的镇江地区包括金坛,溧阳,溧水,宜兴,高淳,句容,丹徒,扬中,丹阳,加上金口润州

       当时的镇江地区有11个县市,没有区。因为镇江虽然是地区所在地,但还是个县级市。这些县市:镇江、丹阳、武进、宜兴、溧阳、丹徒、扬中、金坛、句容、溧水、高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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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游民③

发表于 2018-12-24 17:16 | 显示全部楼层
……常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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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品水民⑨

发表于 2018-12-24 19:27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赶场子的逛客 于 2018-12-24 19:41 编辑

嵩阳,也就是河南嵩山的南麓。难道王远知不知道如此一来,上清派的“大本营”会被从茅山转到嵩阳去吗?
这是一个似乎从来没有人提及的问题。
一方面,我们毫不怀疑潘师正被王远知密授了上清派中最精湛的道法,另一方面,我们也有理由相信,这可能出自朝廷的直接选择。因为王远知是以身体有病为由,坚决要求唐太宗放他回茅山的,此后,唐太宗的儿子唐高宗,要求王远知委派一名高足,前来临近朝廷的嵩山传道,也是一个非常合理的要求。这就不难解释潘师正来到嵩山后,为什么一直深受唐高宗李治的尊崇了。退一万步说,就算王远知生前对自己的传人另有安排,但何人又敢违抗圣命呢?!
潘师正仙逝之后,他的爱徒司马承祯当上了上清派的第十二代宗师。司马承祯曾经前往浙江天台山的玉霄峰修道,后来又奉唐玄宗之诏,居住于河南的王屋山。
潘师正师徒二人,能分别在嵩山、天台山和王屋山成功地传道,使得上清派在那些地方里开枝散叶,发扬光大,这对中国道教来说,是一件好事,但对茅山而言,显然也有一种难言之隐。因为毕竟茅山才是上清派的发祥之地,如果上清派的宗师全转移到别处去传道了,茅山就会成为“无本之木”,逐渐丧失它在中国道教史上的特殊地位。
据中国道协副会长袁志鸿先生在《天台山与道教上清派》一文中称,“司马承祯一生居天台山约40余年,传弟子70余人”,其中一位是出生于江苏扬州的李含光(683-769)。袁志鸿先生还介绍说,“其父与其师司马承祯为方外交。(李含光)于王屋山拜师入道,获上清经法”。所谓“方外交”,也就是不涉尘世的朋友。
而据网上的“360百科”载,李含光是在二十三岁时正式成为道士,又是在四十岁时才师从司马承祯,并在王屋山被司马承祯传授“大法灵文金记”的。如果此说可信,那么他是到了中年才成为司马承祯徒弟的,显然受他父亲的影响并不大。
司马承祯去世时,李含光已经五十五岁。唐玄宗特地将他从河南的嵩阳召至宫中,在向他询问修丹之事后,“感而异之”,特地让他居住在王屋山的阳台观,也就是司马承祯生前居住的道观里。可是只隔了一年多,李含光就“以疾辞居茅山”去了。
李含光以身体不好为由,不肯奉诏居住在王屋山,但也没有重返嵩阳,而是直接前来茅山,这对上清派的发祥之地来说,意义极其重大。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上清派第十三代宗师李含光当年的这一举措,茅山在中国的道教史上绝对不会有此后一系列的辉煌。
李含光当时是上清派的鼎级人物之一,他率领自己的一班弟子移居茅山,实际上也等于是将上清派的一支主力部队,进行了一次极为重要的战略转移。
  天宝四年(745年),唐玄宗亲自写信将李含光召至京城,让他为自己主持有关的道教仪式,可是六十三岁的李含光却以腿脚不便为由,未肯接受这一任务。此后,李含光“又以茅山真经秘灵多(以)散落”为由,再次获得唐玄宗的批准,回到了茅山。
天宝七年(748年),唐玄宗遥礼李含光为度师,并在大同殿接受了上清派道士所授的符箓。此后,唐玄宗两次礼请李含光来京,李含光来后,又均以年老不适为由,辞还茅山去了。
  李含光仙逝后,曾经在朝廷任过左拾遗(相当于今之监察部官员)的柳识先生特地为他写了一篇题为《茅山紫阳观玄静先生碑》的碑文,在此碑文中,柳识将他与西汉的三茅(茅盈、茅固、茅衷)、东晋的二许(许谧、许翙)和梁时的陶弘景相提并论,还说他和陶弘景先生一样,“袭明冲用,以闻道风”。“袭明冲用,以闻道风”这八个字,是说李含光掌握了道学的精妙,为人谦和,以超凡脱俗的道德风貌而著称。但是柳识对李含光为什么要从王屋山迁至茅山修行的原因,却只字未提,仅用了“无何,固以疾辞,东还句曲”十个字匆匆带过。“无何”,是时隔不久的意思,“固以疾辞,东还句曲”,是说李含光很坚决地以自己有病为借口,回到了离王屋山很远的、东边的茅山。这个“还”字用得很精妙,您可以理解为李含光回到了离自己家乡很近的茅山,也可以理解为李含光把上清派的“大本营”重新归还了茅山。
在旧时,一直有“师命难违”之说。潘师正从茅山去嵩阳,是奉了尊师王远知之命;司马承祯去浙江的天台山隐居和修行,据袁志鸿先生在《天台山与道教上清派》一文中说,也是“获潘师教旨”。但是李含光“东还句曲”,究竟是他个人的主意,还是遵从了司马承祯生前的意愿?
袁志鸿先生在《天台山与道教上清派》一文中说,“司马承祯(曾经)授李含光以续茅山上清正宗”,我对此说很感兴趣,但是因为网上相关的史料非常匮乏,却无从加以证实。
  另据甘建华先生在《南岳高道高僧的方外之交》一文中说,在司马承祯的七十多个弟子以薛季昌、王仙峤、李含光、焦静真最为有名我查阅了明代编纂的《正统道藏》,上面如此写道,司马承祯过世之后,他在南岳衡山的故居被唐玄宗改成了九真观,他的弟子薛季昌被唐玄宗诏去当了九真观的住持,他的另一个弟子王仙峤,也一直跟随着薛季昌在观中修道。
如果司马承祯生前真有过让李含光“东还句曲”的遗命,柳识先生在《茅山紫阳观玄静先生碑》中一定会很理直气壮地进行阐述。可是碑文中连对李含光是从哪里“东还”的,都没有提及,似乎有所讳言。
薛季昌和王仙峤,生前都被唐玄宗封为“天师”,他们的资历和年龄可能都超过了李含光(两个人的出生时间都不详,但都比李含光早死十年)。因此李含光“东还句曲”后,虽然回到了上清派的祖庭,既不便过于张扬,又不能不宣传这一战略决策的重要性,于是,“七真堂”很可能就是在这一背景之下应运而生的。
  我们知道,王远知和李含光都是扬州籍人氏,王远知是于635年仙逝的,而李含光是在735年之后才来茅山的,在这整整一百年间,茅山上清派道士们的生存状况如何?是日渐式微呢,还是有所发展?这对今人来说,已是一个难解之谜。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李含光来到茅山之后,一定要为他的重要迁陟,寻找到一个能被天台山、嵩山和王屋山在内的,各个上清派系都能接受的理由,于是,新建茅山的“七真堂”或就成了他最好的选择。
不可否认,茅山虽然是“三茅”、“二许”和“一杨”修道的根据地,但国内的其他名山,也或多或少地有过他们的行踪,而新建的茅山“七真堂”,则特别强调了这七位真人是在茅山得的道。从这一点上说,其他的名山都无法与茅山一争雌雄。
至于李含光先生什么要将郭崇真列入“茅山七真”之列,因为没有现成的史料可以解释,我也只能进行斗胆猜测了。
凭心而论,在茅山得道的历史人物不可计数,就拿陶弘景来说,他在上清派中的历史地位就远远地高于郭崇真。可为什么郭崇真入选了,陶弘景却偏偏落了榜?这只能说李含光有他非常独特的想法。
首先,郭崇真是潘师正的三大弟子之一,也是李含光的师叔,只有他能够与李含光的师父司马承祯相提并论。司马承祯过世时,郭崇真想必还在人世,李含光迁居茅山之举,或许也是得到了郭崇真的鼎力支持,从这一点上说,李含光将他列为“茅山七真”之一,既有报恩之意,也是想借这位师叔的权威,力避其他同门师兄弟的非议。要知道,李含光当年迁往茅山之举,虽然在今天来看非常正确,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却很难得到其他山头上清派系的一致赞同,甚至还会遭到若干同道的反对。
李含光来茅山之后,成了唐玄宗的“帝师”,而他的同门师兄薛季昌,虽然也很受唐玄宗的器重,但只被称之为“道兄”。显然,李含光在上清派中的正宗地位,在他的生前就已经得到了确认。不过,李含光所建的“七真堂”,似乎在当时也有“应急”之嫌,不易得到其他上清派传人的认可,因此时间一久,也就被历史给遗忘了。
好像可以这么说,“七真堂”之建,成也在郭崇真,废也在郭崇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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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品水民⑧

发表于 2018-12-27 10:07 | 显示全部楼层




    常州此时,为省直辖(地级,有辖区)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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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品水民⑨

发表于 2019-1-21 12:15 | 显示全部楼层
              宋高宗六诏入京的“蒲衣道人”张椿龄



                     宋高宗六召入京 神仙阁首悬摹图
“蒲衣道人”是谁的别称?张椿龄又是谁?估计能够精准地回答出这一问题的人,并不会太多,我在打算研究他之前,对他的了解也完全是零。
我是在清嘉庆年间知府吕昭燕所修的《江宁府志》中,偶尔发现有关他的线索的:“张椿龄,句容县人。徽宗时,与皇甫坦同被宠眷,盖刘混康之流。”
“盖”,在古代汉语中可以解释成“大概”或“如同”的意思。由于清代的最高统治者重佛抑道,故官方对张椿龄、皇甫坦和刘混康的评价难免带有贬义,对此我完全能够理解。不过这也使我的好奇心被吊到了云端:茅山在北宋之末居然还出过一位能与刘混康先生相提并论的高道?我对此非常感兴趣,于是不断寻找有关张椿龄的各种史料。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总算又在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撰的《全宋诗》中,找到了这么几句话:“张椿龄,字达道,道士,居三茅峰凝神庵。高宗曾数召见,孝宗亦赐诗。有《蒲衣集》,已佚。事见《周文忠公集》卷一六八《泛舟游山录》乾道三年八月丁卯纪事。”
《周文忠公集》是后人为南宋著名政治家、文坛盟主周必大先生所编纂的诗文专集。周必大(1126年-1204年),字子充,一字洪道,自号“平园老叟”, 祖籍在河南郑州,出生于江苏的苏州,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进士及第,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又考中“博学宏词科”。所谓“博学宏词科”,是唐宋之际进士才有资格参加的另一种考试,考中者除了得具有渊博精深的学识外,还必须掌握优美恢宏的文词,就相当于中了状元。可见周必大是当时全国最顶尖的知识分子,才艺极其出众。
周必大曾经多次在地方任职,官至吏部尚书、枢密使、左丞相,封许国公,死后还被追赠为太师。他能够在自己的游记中记载张椿龄的事迹,可见这两人的情谊非同一般。在他的诗作中,迄今还留有一首七绝,题为《戏示凝神庵张椿龄》。
只是在元代道士刘大彬先生所编纂的《茅山志》中,有关张椿龄先生的文字记载,仅被保存在一篇题为《茅山凝神庵记》的文章之中。这篇文章是南宋文学家、知名词人李处全先生所撰,他是绍兴三十年(1160年)进士,曾任过殿中侍御史和袁州、处州等地的地方官。
宋时茅山有名的宫观道院很多,就算在《茅山志》上读读它们的名称,也会令人眼花瞭乱,一座小小的凝神庵,就更难被众人的目光聚焦了,这或许就是张椿龄先生一直被茅山、被句容、也被全国道教界疏忽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茅山凝神庵记》中,我并没能找到张椿龄是句容县人的根据,也没能找到宋徽宗“宠眷”张椿龄的任何史实,故并不知道《江宁府志》的这两个说法源自何处。我再查找与张椿龄同被宋徽宗“宠眷”的道士皇甫坦的史料,同样找不出此人与宋徽宗有过交往的文字记录。
据《宋史》或有关野史记载,绍兴年间(公元1131~1149年),显仁皇太后患了目疾,宫中御医几治无效,宋高宗只好诏请远在四川峨嵋山修行的道士皇甫坦前来临安(今浙江杭州)进行诊治。皇甫坦在对显仁皇太后“嘘呵布气”之后,皇太后眼睛里的翳斑就自然脱落,使她能重见光明了。后来皇甫坦还为宫廷里一位专门奏乐的“仙韶甄娘”治好了瘸腿,因此倍受宋高宗的器重。
由此来看,《江宁府志》里有关张椿龄史料的记载明显有误,一、他并非是句容籍人;二、“宠眷”张椿龄先生的皇帝是南宋的高宗,而不是北宋的徽宗。
据《茅山凝神庵记》载:张椿龄是常州晋陵人,本名行义,字达道,他是在被度为道士之后,才改名为张椿龄的。至于他生于何年、卒于哪岁,《茅山凝神庵记》都没有细说,只是称绍兴十三年(1143年),张椿龄与他的弟子在经过精心察看和选择之后,开始动手在中茅峰的下面“诛茅结庵”,以摆脱世俗的干扰,隐居其间,修心养性。
凝神庵建成之后,李处全先生用“性真内融,道腴外丰,秀骨山峙,神锋玉举,望之,真蓬莱方壶中人。学者稍趋归之”等三十一个字归纳了它的特色。这几句话的意思是说,张椿龄先生在凝神庵里,既用道学丰富了信徒们的精神世界,又允许他们保留纯真的人性,使他们不凡的气质如山高耸,秀拔的体态似剑玉立,一个个走出庵门后都俊逸得如同世外的神仙,以致一些对道学很有研究的学者,也陆陆续续地被吸引过来,愿意把凝神庵当成自己的修行之地。
据说宋高宗听说了这件奇事之后,很是惊讶,便把张椿龄召往京城,想试试他是否名符其实。君臣二人经过一番交谈,宋高宗对张椿龄深为器重,竟当即脱下自己所穿的御衣,作为给张椿龄的赏赐之物。此后,宋高宗还命令宫廷画师临摹出张椿龄的图形,并将他的图形供奉在皇宫的神仙阁里。
宋高宗为何要脱下御衣赏赐张椿龄?又为何要将张椿龄的画像供奉在神仙阁里?李处全先生在《茅山凝神庵记》中并没有说明其中的原因。估计是两人谈到夜深人静之时,宋高宗担心张椿龄会着凉,才会脱衣相赠的。此外,张椿龄的谈吐肯定极为超凡脱俗,使宋高宗深受震撼,才会将他视之为活神仙。
《茅山凝神庵记》说,张椿龄并不愿意奉旨留在京城,一直坚决要求回还茅山。张椿龄先生虽然是在民间出生和长大的,但深受皇上知遇,曾经先后六次奉诏前往京城,以致高宗“壬午视师,亦赐对于行在所,每见加厚”。这十五个字说的是,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某日,宋高宗在作为最高统帅视察军队时,也没有忘记把张椿龄召到自己所住的行宫里来,就有关问题征求他的意见和建议。此外,宋高宗每次见到张椿龄,都要加重对他的赏赐。
所谓“庵”,乃是我国古代建筑规模最小的宗教场所,通常只被与“茅”和“草”相提并论。宋高宗显然认为大名鼎鼎的张椿龄先生居住在这种小庵里,实在“位不配德”。据《茅山凝神庵记》载,早在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六月,宋高宗就准备将张椿龄居住的凝神庵加以扩建,并更名为“凝神观”了。但是张椿龄坚决不同意,认为这么一来,就会给自己增添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凝神庵也就不可能再是适合自己的修行之地了。宋高宗无奈,只好作罢。
绍兴三十年(1160年),宋高宗还是坚持出资为凝神庵新建了一座三清殿,就连三清殿里的神像和各种供奉的用具,也是让工匠们在京城塑好、制成后,再运到来茅山安放的。此后,宋高宗还“以行宫赐银建天祥阁,奉藏宸翰,又为层屋,置内府赐钟”。
什么叫“以行宫赐银建天祥阁”?李处全先生所写的这九个字有点绕人,我只能试着进行这样的解释:宋高宗在退了帝位当上太上皇后,便以要在茅山为自己建一座行宫为由,掏钱命令工匠们在茅山的凝神庵里建造了一幢楼,取名“天祥阁”。“奉藏宸翰”,是指在楼阁上专门珍藏自己和其他帝王的墨迹,包括亲笔手诏、御札之类。至于楼下安置的那口皇宫内务府所赐的大钟,则是作为了镇阁的宝器。
此后,宋高宗的帝位继承人宋孝宗,为了能让凝神庵日后的供养和维修资金能有所保障,又于乾道八年(1172年)赐给凝神庵三百三十多亩农田,并下旨继续免除凝神庵所有田地的税赋。
《茅山凝神庵记》的作者李处全先生说,张椿龄是在凝神庵修炼之后,才能以平凡的语言打动皇上,让他知道该如何安享山林之乐的。作者在文章中感叹道:如果宋高宗没有与张椿龄进行过多次对话,而是只听信了某个方士的妄言,那他会选择什么样方法去治国呢?又会如何地生活呢?作者还很庆幸地说道:幸好高宗遇到的是张椿龄,而张椿龄又恰好是个能用言语打动他,并让他安享人世间最大快乐的人。
顺便说句题外话,宋高宗是在五十五岁时,以“老且病,久欲闲退”为由,将帝位禅让给养子赵昚的,从而使宋朝的皇位,打太宗的后裔再次转回到太祖一系。从血缘关系上说,宋高宗和宋孝宗这一对所谓的“父子”,一个是太宗赵光义的六世孙,另一个则是太祖赵匡胤的七世孙,两个人只不过是堂房的远亲而已。此后,成了太上皇的宋高宗竟活到八十七岁才死。他在身体还很健康之时,竟主动让位于一个来自民间的同姓小辈,这种事例不仅在中国的帝王史上绝无仅有,就连在民间的普通人家也极为罕见,因此相关缘由的解释自古以来莫衷一是,有说他是为了向养子“施恩”的,有说他是为了赢取归还太祖裔孙帝位美名的,有说他是为了遮掩生母被俘到金国后嫁夫生子丑闻的,有说他是为了便于在再次发生战乱时逃生的……但我觉得,宋高宗这么做,并不能排除张椿龄道家思想对他后半生世界观产生的、极其重大的影响。
从张椿龄始建凝神庵的时间段中,我们可以推算出,此时的茅山乃是由上清派第二十八代宗师蒋景彻先生当家。而从张椿龄既能够有权力、也能够有经济实力在二茅峰下择地结庵的情况来揣摸,张椿龄在上清派中也并非等闲之辈。至于他的辈份与蒋景彻相比谁高谁低,由于史料上没有一字提及,恕我也不便妄测了。
凝神庵建成后还不到三年(1146年),蒋景彻先生就逝世了。从《茅山志》中我们可以看出,宋高宗只是曾经赐金让蒋景彻重建过在建炎年间(1127年至1130年)被寇贼毁坏了的元符宫而已,两个人并没有过直接的交往;蒋景彻的弟子、上清派第二十九代宗师李景和在1159年就辞世了,他与宋高宗也没有过接触;李景和的弟弟李景映此后继任了上清派的第三十代宗师,但也只当了四年茅山的掌门人就又病故了。据说宋高宗曾经屡次召他入京,他都“辞疾不起”,于是宋高宗“即茅山赐号‘靖真先生’”。
《茅山志》中的这个“即”字用得很蹊跷,因为它可以解释成“来到”的意思。是宋高宗曾经秘密来过茅山?还是委派特使来茅山时,赐给了李景映这样一个道号?
从相关史料中可以看出,张椿龄虽然一直没有担任过茅山的领袖级人物,但是却为茅山赢得了朝野内外的钦敬。我们知道,张椿龄先生在越来越受到宋高宗器重的同时,茅山上清派的第二十八代宗师至第三十代宗师,恰也陆续离开了人世,幸好张椿龄的存在,才延续和巩固了南宋之初茅山在朝廷乃至中国道教界的重要地位,因此,我们没有理由忘记他对茅山所做的这一重大的历史贡献。
不过让人费解的是,在明代文人田汝成先生所编撰的《西湖游览志》中,也出现了这么一段文字——“凝神庵,蒲衣道士張达道所居。(宋)髙宗尝賜白羽扇,至元尤存。薩天锡(有)詩:‘晴日赤山湖水明,湖中山影一眉青。蒲衣道士無人识,羽扇年多落凤翎。’”
该志书竟硬生生地将张椿龄先生所居住的凝神庵,从茅山“搬”到杭州西湖边上去了。这究竟是作者的笔误,还是张椿龄先生在杭州暂时居住的地方,也被信众们更名为“凝神庵”了?在此,我不得不引用元人张铉在其所编纂的《至大金陵新志》中所记载的一段史料:“凝神庵,在茅山黑虎谷前小阿西。山最深,旧有黑虎,未尝伤物。宋高宗闻道士张椿龄名,召对德寿殿,为(张椿龄)书《阴符》、《清净》二经,并赐庵额。”
凝神庵究竟在茅山的什么方位?李处全先生在《茅山凝神庵记》中说得清清楚楚:它是在“中峰之下”,庵堂“因其山之势,妥帖邃密,不晦不露,白云峰拥其左,小峰拱其右,面抱赤山,大罗源平远当胸,而升元(观)顶亦逐逐在目也”。由此看来,周必大先生关于张椿龄“居三茅峰凝神庵”之说,也略有笔误。
至于宋高宗亲自为张椿龄所抄写的《阴符经》全称《黄帝阴符经》,古人以为出自黄帝之手;而他为张椿龄所抄写的《清静经》,全称为《太上老君说常清静经》,相传是出自太上老君的口传。这两卷经共计一千余字,都是道教的经典。
元代著名诗人萨天锡先生将张椿龄称为“蒲衣道人”,所谓“蒲衣”,在古代有两种解释。一是指蒲草制的衣服;一是指上古贤人、隐士伊畴。此人常年穿着一件蒲草制的衣服,人称“蒲衣”或“蒲衣子”。据说伊畴在八岁时就被帝舜称为老师了,后来舜还想把天下禅让给他,可是伊畴不受而去,不知所终。张椿龄有“蒲衣道士”之美誉,很显然是被比作了帝舜之师伊畴。
因为史料匮乏,今人只能从李处全先生的《茅山凝神庵记》一文中猜测张椿龄被宋高宗“宠眷”的原因,但是我在查阅皇甫坦与刘混康的史料时,也产生了一些联想。这两位先生生前都是很精通医术的高道,也都为太后治过不同的病,我由此斗胆推测,张椿龄之所以受到宋高宗的器重,或也与他精通道家的医术,并在宫廷中妙手回过春有关,否则《江宁府志》就不会将他归为“盖刘混康之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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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品水民⑨

发表于 2019-1-29 22:12 | 显示全部楼层
    《蒲衣集》虽已佚失 古籍间幸有残存
张椿龄先生生前曾经著有《蒲衣集》,由于该诗集已经佚失,《全宋诗》上只收录到他的三首诗。不过这三首诗由于鲜为人知,也未能被政协句容委员会编、翟忠华先生主编的《诗韵句容*历代文人咏句容》辑入。期望该书在将来再版时,勿再有遗珠之憾。
下面是张椿龄先生幸存的这三首诗,我在这些诗作的后面,都进行了相关的解释。由于古人写诗好用典故,而且古代汉语又一字多义,因此很难逐字逐句地直译出来,只能说出个大概的意思。
       寄故人
    
生难百岁,能得几日月。

    渐缺口中牙,将衰鬓边发。

    人情不久长,翻手成胡越。
    急急早归来,从今好休歇。
   张椿龄先生将诗寄给的这位故人,我们已经无法知道是谁了。他在诗中抒发了“人生苦短”的感叹,说自己已经逐渐衰老,牙也开始掉了,鬓发也变花白了,非常遗憾的是与这位老朋友相聚的时间实在有限,转眼之间就天各一方。在诗的结尾,张棒龄期望这位老朋友能尽快重返茅山,好让自己停止对他的无限思念。       

               思方外友
          我闻仙人隐尘寰,带索不整轻云寒。
          练气萧萧顔如丹,写诗赋咏锵琅玕。
          自言富贵无所待,一啸万古神情欢。
          嗟哉世故散淳朴,那识五体存真官。
          残形渗漉亏灵药,夙夕不愧精神单。
          仙芝混成生恍惚,道在此身端可观。
          离明坎兑发变化,大似百渎还海湍。
          光辉便可揖玄上,胡用木鉆鉆石盘。
          亘古虚无阡陌阔,从君跨鹤而乘鸾。
   这首诗是张椿龄先生写给一位已经佚名的道士朋友的。作者先将这位朋友形容成是隐居在人间的仙人,他不重衣着,举止脱俗,修道修得面色红润,诗文也写得非常出众。作者接着告诉大家,这位朋友并不重视人间富贵,只陶醉于歌吟诗啸的生活,而俗人们因为失去了淳朴的本性,根本就不知道他已经得了道。这位朋友不分白昼,或对信众施以恩泽,或操琴自乐,所思所想和所为都非常单纯。他写毛笔字时,在书法中揉合了道法,不但让在一旁观赏的人精神都无法集中,就连屋外的阳光都会发生变化,还像有上百条河水正奔向大海。自古以来人们都期望能够得道,不过不要胡乱下功夫,只要能信奉自己的这位朋友,将来就可以骑鹤乘凤了。       

思高人
仙人昔是瑶池客,珮玉鸣銮生羽翮。
骑鲸千载说白云,弱水三万那可隔。
蓬瀛深处乃其家,无限真仙衣绛霞。
相呼酌醴劝蟠桃,安期大枣端如瓜。
龙吟虎啸众乐奏,神芝瑞草生奇葩。
愿将此意踵太古,自然之道非特夸。
张椿龄在诗中所思念的这位高人究竟是谁,今人已无从稽考。诗中的这位高人就像天上下凡的神仙,他戴着玉珮出行时,飘逸得就像生了双翼。高人虽然年岁已老,但一直脱离尘俗,隐遁漫游,就算再遥远、再险恶的江河湖海,也不能阻挡他的行踪。高人把自己的家安在了名山的深处,那里有许多以红霞为衣的神仙与他作伴,大家相互酌酒、劝吃蟠桃,不过他们所品尝的枣子,也没有传说中的瓜果那么大。神仙们所演奏的音乐如同龙吟虎啸,他们的周围长满了奇花异草。在诗的最后,作者非常愿意一直追随这位高人回到远古时代,并认为他这样的生存之道,人们也不必过于夸大。


         道结缘字字仰慕 诗酬和句句传情
  在寻觅有关张椿龄的史料时,我也十分惊喜地找到了周必大、曹勋、赵璩等几位“大佬”与张椿龄酬和多首的诗作,兹转录与浅释如下——
戏示凝神庵张椿龄
周必大
仙师足厌踏京洛,亦复懒控茅峰鹤。
遗形聊示德充符,闭目定从陈铁脚。
  《戏示凝神庵张椿龄》是周必大先生戏赠张椿龄的一首七绝。
周必大在这首诗中恭称张椿龄为“仙师”,说他不但厌恶前往繁华的京城,就连在茅山上空翱翔的白鹤,也懒得招唤下来当作自己的坐骑。他的精神已经进入忘我的境界,充满了道德完美的标志,他只要一闭上眼睛,就会与异人陈铁脚进行交往。
陈铁脚是道教中的传说的神仙,据《茅山志》载,他曾经在襄阳挟持茅山道士朱自英,飞往天师道的祖山——四川青城山,并在那里秘授给朱自英“金鼎九转飞精剑法”,使朱自英日后成了茅山上清派的第二十三代宗师。
               寄张达道先生
曹 勋
永怀凝神公,履正群仙夸。
流目厌尘土,轩冕卑泥沙。
羽盖承倒景,飙轮泛晨霞。
前旌络霄队,驻节王母家。
真童发清谣,云表翔哀笳。
楼居映朝日,服采明珠华。
万春等朝菌,欢事讵可涯。
瑶席未终醼,零落蟠桃花。
想同董奉君,更寻上汉槎。
  张椿龄生前有过一位非常要好的诗友,此人名叫蓸勋。
曹勋(1098—1174)字公显,一字世绩,号松隐,颍昌,今河南禹县人。他的父亲是北宋末的词人曹组。当年宋徽宗为了多生子嗣,在听从茅山上清派第二十五代宗师刘混康的建议之后,按照自己的主观意志,肆意在帝都汴京(开封)建起了举世惊叹的皇家园林“艮岳”,而深得宋徽宗宠幸的曹组,恰奉旨作过《艮岳百咏》。从这一点上推测,曹组与刘混康在京都是有过密切交往的,至少在以诗描述“艮岳”的结构和布局时,有过多次的探讨。
曹勋于宣和五年(1123)在进士廷试中得过第一名,从此便在朝廷为官。靖康元年(1126),他与宋徽宗一起被金兵押解北上,在受徽宗半臂绢书后,自燕山逃归。建炎元年(1127)秋,他至南京(今河南商丘)向宋高宗献上御衣书,并请求召募敢死之士,由海路北上营救徽宗。可是他的这一主张并没有被采纳,还被罢了官。宋金和议成功后,曹勋三次出使金国,被宋孝宗拜为太尉,也就是朝廷里官阶最高的武官。
曹勋是什么时候结识张椿龄的?我尚未查到相关的史料,但从曹勋现存的诗作分析,他俩的频繁交往,应是在曹勋被罢黜之后,与张椿龄同时隐居在浙江天台山的期间。
  曹勋写这首诗时,可能已经被罢黜,而张椿龄却正在京城为道官。曹勋在这首诗中说,自己对张椿龄的思念是不会停止的,因为他躬行正道,连神仙们都很钦敬。张椿龄虽然已经是尊贵的道官,却没有染上一丝人间的俗气。他出来时有仪仗队打着旗帜为他开道,随从他的道童唱着秦汉时四位白首老人所作的歌曲,崭新的车辆像是一直把他送到西王母的家里去了。他写给朝廷的奏疏都是很翔实的、有关百姓生活的心声。一个人即使能活到万年也很短暂,能遇到的开心事更是很有限的。珍美酒席上的欢乐还没有结束,蟠桃盛会上的鲜花已经凋零,我好想学习三国东吴时的名医董奉先生,乘坐竹筏到天河去寻找你啊!
送凝神张先生还茅山
曹 勋
我家天台玉霄峰,旁临云海空复空。
  水光际天接山影,山间楼阁相溟蒙。
  仙人骑鲸度空碧,步虚声下飘天风。
  缨冠葳蕤跨彩翼,子晋凤笙惊盲聋。
  半夜电雷动岩壑,一坛松桧知仙公。
  别来放迹入朝市,但觉尘土填心胸。
  猿惊鹤怨愧昏旦,竹露萝月徒葱茏。
  君庵三茅何冲融,暮春旅寓凡圣同。
  同造胜境瞻真踪,弟兄乘云御飞龙。
  为时作瑞留从容,但见仙骥顶有红。
  凝神坐啸隐万松,粲粲玉齿犹颜童。
  佩声促诏朝帝召,清净为正裨舜聪。
  坐乎少广追崆峒,物不疵疠寿域中。
  翩然鹤归茅岫东,一篙秋静磨青铜。
  他年我亦披蒙茸,草屦瘦藤饥不充,
           应许下灶为陪从。
由于张椿龄是在茅山的凝神庵修行的,故曹勋在此诗中称他为“凝神张先生”。曹勋在这首诗中说,自己隐居在天台山的玉霄峰时,有幸结识了张椿龄。张椿龄的道貌和气质,连盲人都会感到惊讶;他诵经与吹笙的声音,连聋子都会深受震撼。就连山中夜半时的雷电、岩石、深谷和道坛附近的树木,也能时时感受到这位“仙公”的存在。张椿龄奉诏入京后,不但我自己十分难受,就连山中的动物和植物都无所适从。张椿龄的修行之地在茅山,那里是三茅祖师共同打造的胜境,非常适合所有的人去旅游或居住。不久,张椿龄定会隐身在那里的万株松柏之中,露出儿童般的、雪白的牙齿吟诗诵经。不过他‘还是会被天子再次诏往京城,去用纯洁的心灵为圣君增添聪慧的。茅山是可以和道教第一山崆峒山相比的名山,住在那里的人会无灾无病,安享太平盛世。现在张椿龄就要跨鹤回去了,以后我也会去茅山追随他,去当他的弟子,随他修行。
   和张达道先生(计五首)
曹 勋
先生道价彻云空,凛凛撑天玉一峰。
我亦何知求至理,颇如纤筵扣洪钟。

寒暑今应不见侵,聊将内事付清吟。
不妨帝泽骈蕃处,燕坐山房花木深。

杖屦从风入帝关,坐令爽气满西山。
身随清跸云烟上,心在华阳晻霭间。

            茅岫藏清隐,诗仙秀格春。
            道真渊有妙,素守峻能循。

            鹤举秋声远,诗成句法新。
            遥知游咏乐,下笔更如神。
这五首诗都是曹勋在读到张椿龄先生的诗作之后所和,但张椿龄的原作已经完全佚失。
曹勋在第一首诗中说,张椿龄先生在道教内外的声誉非常高,就像顶天立地的一座山峰。从此我也用不着四下寻求人间的真理了,因为张先生的一言一行,都很震聋发聩,就像人们在精细的筵席上,忽然听到有人在猛敲一口大钟。
在第二首诗中,曹勋说,自从与张椿龄先生交往之后,气候的冷与热都侵犯不到自己了,如今且把朝廷里的事搁置在一边,只是清雅地吟诵张先生的诗作。皇帝的恩泽既然已经无处不在,也不用我担心了,还是坐在山中的书房里修修行,看看外面的繁茂的花木吧。
在第三首诗中,曹勋将张椿龄称为“杖屦”,也就是老者的意思,显然张椿龄年长于曹勋。诗中说,老道长张椿龄先生随风来到帝都后,使得那里也充满了清新的感觉。我的身体虽然跟随着皇帝的车辇在世俗中行走,我的心却早已经来到了他的修行之地,茅山那重重叠叠的茂林之中。            
在第四首诗中,曹勋将张椿龄先生称为“诗仙”,说他是茅山之中真正的隐士,他的诗作中有着秀美的春色和风格,他的道学既渊博又奥妙,他平素也能遵循严格和高尚的操守。
在第五首诗中,曹勋说,白鹤带着秋天的声音飞远了,张椿龄所写的诗却留给我们很清新的句法。因为他深深知道神仙的快乐,他的诗作更充满了神奇。       
寄张达道
曹 勋
茅峰何山亦何好,瑶木琪华并三岛。
其间岩洞邃且深,隐居仙人得穷讨。
远业已跨雪色驴,诸孙何能玉颜老。
黑虎会有青鸾信,洞章同梦池塘草。
关键真符付自乐,鸳鸯琼壶每倾倒。
颇闻云篆经九试,自应太上传三宝。
他年芒屦谒凝神,洗心拱听无上道。
曹勋在这首诗中说,有人问:张椿龄先生所修行的茅山在什么地方,又有什么值得称道的?我要告诉他,那里可是长着玉树、开着玉花的仙境。有的仙人隐居在山中深邃的岩洞里,还有的仙人已经骑着雪白的驴子出游去了,连他们留在山中的弟子都有着不老的容颜,不过你很难找到他们的踪影。神鸟会向山中的黑虎传送相关的信息,就连池塘中的水草也有希望得到珍贵的道经。道家最神秘的灵符是仙人们自乐的工具,大家一边饮酒一边尽情地交流。那些经典的符箓都非常灵验,应该是太上老君亲自传授给他们的。以后我会穿着草鞋来谒见张椿龄先生,极其虔诚地恭听他传道。
送张达道还山
赵璩
剩借红尘一日闲,有劳妙语彻幽关。
岂知隐几如南郭,也愧移文向北山。
有意清风怜我在,无心孤月伴君还。
三茅若问今消息,为报逍遥天地间。
  这首诗的作者名叫赵璩,这可不是个一般的人物。
  赵璩(1130年―1188年),字润夫,初名赵伯玖,是宋太祖赵匡胤七世孙,秉义郎赵子彦的儿子。宋高宗绍兴六年(1136年),时年七岁的他即被选入宫,由吴皇后抚养,赐名璩。其时宋高宗因为唯一的儿子已经死去,他自己又失去了生育能力,加上太宗系的后人在靖康之变后基本被金国一网打尽,因此从太宗的后代之中,几乎无法找到可以继承自己皇位的合适人选,宋高宗不得不在宋太宗的哥哥、宋太祖的后代中找来两个小孩,以作太子的人选,赵璩就是其中的一个孩子,而且最受宋高宗的器重。也就是说,赵璩只差那么一点就能当皇上了。可是阴错阳差,这个孩子最终却被淘汰,只能被称为“皇侄”,改任不同地区的地方官员,死后被追封为信王。
赵璩在此诗中说,自己抽了一天空,想在典籍中找一些妙语将自己引入道门。谁知案几旁的我,就像那不会吹竽的南郭先生和假的隐士周颙,根本就不懂得如何真正地修道。天已黑了,我的收获只有几缕清风,那朗朗的孤月已经伴你张椿先生回到茅山去了。如果有人想知道你现在的情况,三茅真君会清楚,你正在天地之间自在逍遥呢。
赵璩的这首诗,可能是在他只能改当宋高宗的“皇侄”之后才写的,因为诗中隐藏了一种郁闷难言的心情,使他不得不想从张椿龄那儿寻找到精神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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