句容的奇闻、奇人、奇事和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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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品水民⑨

发表于 2006-8-15 10:58 | 显示全部楼层
句容与丹徒(镇江)是以高丽山和船山为界的。旧时只有小道可通行,根本没有宁镇公路之说。
镇江人要上杭州,可从大运河上;要上南京,可从长江里走,因此句容对他们来说,并没有什么重要(即使现在也如此)。而句容人也很少要上镇江办事。这两个地方长期“不粘汤”。

[ 本帖最后由 赶场子的逛客 于 2007-7-4 14:33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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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品水民⑨

发表于 2006-8-15 12:31 | 显示全部楼层
华阳镇上的古人说的是什么方言?
这可是个实在无从稽考的难题,别说我了,就连语言学专家也不一定解释得清。
不过我想,他们说的话可能介于吴方言和江淮次方言之间,“时髦”的官员、商贾、书生们,说的话就近似于南京话,普通的老百姓说的话,就更接近于东昌话或白兔话。
我曾有个师付,是葛村人,他说的话常带有吴方言,如将“我”说成“我伲”等。由此推断,华阳镇的古人,基本上是以吴方言为主。
南京其实也在吴方言区,可是由于种种原因,语言全串了味儿。
一、 三国时,孙权从武昌迁都至南京,南京的吴方言第一次受到了湖北腔的冲击。赤乌三年,孙权命三万外地人来句容发掘破岗渎,这些人对句容正宗的吴方言来说,不能说不是一个威胁。
二、东晋初年,皇室成员携百姓大量南迁,居住于龙潭一带,后有钱人迁往南京,没钱人留在了当地。他们的北方方言,形成了南京土话的雏形。
三、北宋末,皇室南迁,经下蜀至杭州,中原的百姓也随之沿途定居,其中不少人来到句容,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句容的方言。
四、“长毛”对句容的破坏,使华阳镇的方言“全军覆没”。
华阳镇自古一直是京郊首县,康熙年间,江南文人的乡试(省级考试)就设在句容。句容得接待来自江苏和安徽的考生。如果当地人的话艰涩难懂,肯定不能适应,于是生意人、官员、文人们都得学会不地道的京腔,以免受到嘲笑或便于赚钱。
华阳县是县府,县官是由朝廷委任的,全得是外地人。外地来的官员当然不能只会说本家乡的土话,必须学些当时的普通话。他的下属当然也不能只用句容的土话和他应酬,也得学用官腔。而县府里使用的语言也就是当地最时髦的语言了,想当官的、想经商的、想读书的,全都得学。
不过,华阳镇上最多的还是老百姓,他们依然说句容的土话,直说到“长毛”来之后。
“长毛”以广西人居多,他们不可能听得懂句容的土话,听不懂时就会恼,就会杀人。
相反,清军以北方人和中原人居多,也听不懂句容的土话,听得不懂时,也会恼,也会杀人。
华阳镇的土话可能就这么渐渐消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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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品水民⑨

发表于 2006-8-15 15:38 | 显示全部楼层
  是不是也要考虑另外一些个因素。
  历史上,人群的互动,往往是以水系为途径的,因为舟船是最普通的交通工具。东昌、白兔处太湖水系,吴方言自然会成为主要的交流语言。东乡而外,基本上处秦淮水系,江淮方言成为主要交流方言也是不奇怪的。
  从县治沿革上来说,句容宋以来属金陵辖县,古句容与江宁、上元(现南京中、北部城区)等地人群交流应当是比较频繁的。而当时的镇江传统上管辖云阳(丹阳)以及面向浙江方向的一些地区,东昌、白兔等部分乡里因地缘因素较多地持吴方言也就不奇怪了。
  因此,即使当时句容其他乡村的人因战乱原因迁徙了,也不能说东昌、白兔方言就是主流意义上的“真正的句容方言”,说它是当时句容方言的一个支流倒是可能的,但主流方言绝不是此。
  况且,长毛造反时期,不少句容人是迁徙了,但从无证据表明句容原住民大部分都迁徙了,也没有比较确切的屠城记载。就常理上看,能够出走的往往是有钱的富户,穷人是走不掉的。这从日军侵华时期,“跑反”的事例就可看出来。
  事实上,即使在改革开放初期,老县城人说的话(姑且算作句容官话)也是与相邻乡镇的语言有一定区别的。这是几种次次方言(不好意思,生造了一个词)在一个次方言区块内融合的结果。而这种融合尽管也包括了“东乡累(里)”方言的成份,但采集的比例又是很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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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品水民⑨

发表于 2006-8-15 15:52 | 显示全部楼层
赶场子的逛客说:南京其实也在吴方言区,可是由于种种原因,语言全串了味儿。

并不准确。
 楚王筑金陵城,自古南京有吴头楚尾之说,楚国方言好象不属吴方言罢。
 中原华夏同化荆蛮夷族,是一个非常久远的历史趋势,这种趋势在南京的历史上好象早就开演了,以至我们无法去笃笃定定地认定它在不在吴方言区,或者说我们对历史上溯的跨度,已然对它是否存在于吴方言区的事实,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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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品水民⒀

发表于 2006-8-15 16:29 | 显示全部楼层
美洲的原始语言也应该是土著印第安语系,但最终被美国英语淘汰了,如果没有战争,美洲至今仍是原始社会。
历史就是这样,落后的被先进的替代,先进的融合落后的共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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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品水民⒀

发表于 2006-8-15 16:37 | 显示全部楼层
太平天国时期,江南特别是苏、锡、常地带,清军和长毛多次鏖战,但他们的语言为什么没有变化?盖南京为天国之都,南方长毛大量涌入,后又倾城尽灭,但湘军遗留的也不少,为何湘系语言留存的不多?是要有心人好好的考证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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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品水民⒀

发表于 2006-8-15 17:31 | 显示全部楼层
历史上的战争,对句容影响最大的,首推太平天国战争。长毛以宗教(其实为邪教)治国,排除异类教派,句容的佛道在那时期都受到极大的破坏,连年备战使得农业生产也基本停滞,可以这样说,太平天国如果不灭亡,不见得就是件好事,它到后期迅速崩溃,除了上层人物内部争斗的原因,也与他们推行的不得人心的政策有着很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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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品水民⑨

发表于 2006-8-15 17:56 | 显示全部楼层
西江月先生以水系划分语系之说,我觉得很新鲜,这可是头一次听说,的确很有道理。
南京是吴头楚尾,但我坚信那里曾是吴方言区。如今,高淳人还在说吴方言,那里的人口损失不太重,他们的话与南京话就截然不同。
句容在历史上主要属于南京,但也有相当时间属过润州。镇江的方言不但没能同化东昌,也没有能同化丹徒的荣炳、宝堰。那里离白兔是很近的。我曾在丹徒寻访过,那里的大港人也说的是吴语。我还发现,移民越多的村落,地方方言就越少;而移民越少的村落,地方方言就越重。有的村庄相距很近,鸡犬之声相闻,但语言截然不同。
西江月认为至今尚找不到句容被屠城的证据,并以之和日寇侵华时相比,我觉得这无甚可比性。
首先,“长毛”属“流寇”之流。“流寇”中,张献忠最为凶残,直杀得四川几乎成了空省,后来只好由湖广之人来填充。此说在流沙河的著作和“巴蜀鬼才”的作品里也有所反映。我看过一篇某文人写的笔记,说的是“长毛”将他押至句容,沿途杀人无算的事。我也曾听西门瓜子沟的一名民间艺人说,他的太爷被“长毛”抓住后,本当要处死,后来听说他会唱京戏,才把他留了下来。我还在中街一茶馆听说,西门的陶家(?记不清了)本是大村,“长毛”来后,全村仅他的太爷一人最后活了下来。句容郭庄二中学的老师吴守恒,手头留有其本家太爷的一本笔记,上面还记载着“长毛”在句容炒吃活人心肝的事……
日本人侵华八年,他们在句容也杀了不少人。但他们是异族,兵力远远不够统治中国,只能“以华治华”,即用汉奸为他们办事。据南京的老年人说,他们的确是在南京屠城三天,但后来也贴出了“安民告示”,不许胡乱再杀人了。这即使是他们的惺惺作态,也表明他们根本没有力量对全中国实行“三光”政策。
日本人到底在句容杀了多少人,我想这一数字应该有案可查。但“长毛”和清军在句容究竟杀了多少人,实在无法统计。别的不说,《光绪县志》上一本厚厚的《烈女传》,上面记录的全是因此战乱而死的句容妇女。
我们并没有过多的史料证明句容南乡人集体消失的事实,但那里的方言已不复存在,的确是真的。如今的南乡人大都是从安徽郎溪、广德过来的河南人。
为什么磨盘山、大山口、浮山等山民集体消失了?我在前面也说过,即便有少数人幸存,也搬到地理条件更好的圩区去了。不仅过去,就是现在,山区的农耕条件也不如丘陵,而丘陵的条件也不如圩区。当句容大量的圩区出现真空后,当地的山民自然会捷足先登,先行占据。
据《光绪县志》载,“长毛”之乱后,当地不少百姓就从外地招来长短工,为自己耕种。可是不少江北来的人在打工时竟将这里的农具、耕牛全偷跑了,还有的客民和土民为争田地房产,打得头破血流,使得当地纠纷不断,治安糟糕,后来官府就鼓励外籍人前来定居,谁种谁收。
白鹤先生关于吴方言区的吴方言为何能保留下来的疑问,我想只能说明那里百姓的损失远不如句容惨烈。句容是南京的东大门,要包围南京,先得占领句容。反之,南京要想反包围,也得占领句容。今天你离“长毛”太近,清军要杀你;明天你离清军近了,“长毛”也要杀你。再说地方上也会因此分为两大派,互相杀。
另外,我看过水利志,上面说东昌的水系好像有一部分与宝华山、仑山相通,另一部分与太湖通。我记得那文章是这样说的,破岗渎在晋时犯了某皇帝的名讳,于是某皇帝废了它,在东昌另修了一条水道沟通秦淮河与太湖。是不是这样,已记不太真了。请西江月先生关注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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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品水民⑿

发表于 2006-8-15 23:19 | 显示全部楼层
句容南乡操江淮方言的,并不一定是长矛之乱迁徙过来的,茅西的曹村,曹氏祖原是明弘治年间的吏部尚书,天王的赵巷村,赵氏祖原是赵宋皇族后裔,至今有据可查的曹姓赵姓人丁兴旺,他们的后代全是操江淮方言的,长矛在句容南乡屠村并没什么证据,清未句容南乡人口消失,除了兵乱,还有饥荒瘟疫,句容南乡的江淮方言,宋未至明代就有了,并非清未才有的。
时人错把比严光,我自是无名渔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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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品水民⑨

发表于 2006-8-16 12:47 | 显示全部楼层
玩玉先生:
您说的那两处我都知道。但您可能不知道在正常情况下人口的繁殖速度有多快吧?
以磨盘山村的廖家为例,老太爷是“长毛”兵败后携其妻从福建来到磨盘山定居的,来时只有夫妻两个人,而现在磨盘山中有多少家姓廖的,最少已有好几百人,具体的数字只要问问老易就知道了。这才过去了多少年啊?150来年!再以句容的巫氏家族为例,南宋时,不也就只有一个老祖宗巫及嘛,现在连海外都有了他的后代!巫氏家族要比天王赵巷村的赵氏后人多得多了。
方言这东西是很有趣的,要想说透它,非得有专家参与不可,我是说不好的。记得磨盘山林场1964年曾下来几个南京的知青,后来那里就出现了一个专讲南京话的小团伙,连当地的孩子也会学他们讲几句南京的土话。这就是互相渗透的结果。
曹氏先祖在南京做京官时,我估计是不敢讲句容方言的,否则皇帝如果连他的话都听不懂,他还怎么混?他回来后,可能也不会希望儿孙们说句容的土话,因为这会影响到他们的政治前途。
至于赵氏后裔说江淮方言,这也不奇怪。他们本就不是句容人,是中原人。再说他们可能一直以皇族后人身为荣,也不屑说句容的土话,祖祖辈辈就这么不知不觉地形成了习俗。
再说个题外的事吧。许多人都知道句容的南乡盛产毛竹和柿子,并以为这是句容的特产。其实句容的第一根毛竹笋却是廖某特地从福建带来的。另外,江南所有的毛竹,也全是福建移民来江南时带来的的笋长成的。而柿子却是河南的移民从河南带来的种所种出来的。
人和竹与柿一样,只要有几个人,过几百年,就会繁衍出一大批的人来,就会形成特殊的方言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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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品水民⑨

发表于 2006-8-16 13:06 | 显示全部楼层
补充一点旁证,昨天查阅了一下英国商人向当时大英帝国议院报告的文字记载,所反映的情况是:
1、丹阳、金坛、常州、苏州、太仓、嘉定等地确均出现过屠城事件,为李鸿章清兵所为,农村人口的剧减,不是杀戮的结果,而是清兵抢掠,导致饥荒的结果。“戮杀平民的理由仅仅是,他们是太平天国的城市”、“在苏州,涌向城门口的一千八百多名难民,被清兵割下首级,提着去报功”、“几个虚弱等死的平民在相互等着其中某个人倒毙,以便好吃他的肉”、“许多房屋里都塞满了尸体”、“用八十文钱,可买一斤人肉”。资料显示,由金坛到溧阳一线,是李鸿章、戈登与忠王李秀成及其弟侍王拉锯战的地方,而清兵的取胜主要得益于戈登的船舰。
2、天京战线,是曾国藩的部队,其在江北的政策是“清野三百里”,使太平军在“荒芜和沼泽中”行军。
3、太平军信奉基督,区域内严禁不道德的行为,以至战乱中“母亲把女儿白送人,都没人要”。在正规的广西军队之外,往往夹杂着近一倍的非广西的太平军以及征集来的挑夫,破坏是在“可以容忍的程度”,并有焚烧的记载。
4、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清军在产丝地区的破坏,以至蚕丝对英国的出口锐减,而英国茶叶的进口却没有受到影响,原因是武夷山产茶,并在太平军控制中。
5、很可惜,资料没有提及到句容。可否推测,在句容的某些村镇(比如东昌、白兔)确实是处于战乱的真空地带,或者始终处于清兵(镇江大营?)所控制的范围,甚至也可以猜测是否还有吴方言区的难民到此。而因为主要是曾国藩的防区或者是非贸易区,英国商人果真也没有到过句容,也是有可能的。(从现有物证和人证表明,句容南部(郭庄)确受到过战乱的影响。)

本人的观点:
1、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胜利者的资料往往是有水份的。就拿“两湖填川”来说,张献忠是否真的杀了那么多的人?早有史学家指出,《清史稿》不可信。对于一些文人的记载,看来还是要用阶级的观点看待问题的。
2、战乱可以导致大量人口的减少,尽管有些记载是惨烈的,但不可能赶尽杀绝,总要留下一些“种子”,而饥荒导致的情况更是如此。否则便难以解释吴方言区域为何“头如韭,割复鸣”了,也难以解释李秀成为何城破后,还在同处战乱的长兴方山附近为“奸民”告发。---而且,从这一点上来说,也可推断当时的句容还是存在江淮语系的人群的。
3、东昌、白兔的方言或许是过去句容人语言的存留,但他不应该是句容人的主流语言。由于“白兔话和东昌话应该是句容的真正方言”存在着两种语义的指向,所以本人才不好意思地抬了一下“杠”,如果逛客的语义指向也如本人所述,OK,咱们观点一致。
4、任何一种历史的存在都存在于某个历史的刻度之上,这种刻度的变化影响着人们的判断。比如,就句容名称的起源来说,有“勾曲有所容”以及形胜之说,自然取之于中原官话语义;有“勾(棵)容(岽)”之说,自然取之吴方言。如果我们取后说,那么我们就可以判断吴方言的确就是上古时代句容人所普遍使用的语言。但是,随着南北部落、民族的融合,华夏一体,起码自宋元以来,我们这个判断又的确是值得商榷的了。
5、至于水系方面,从目前形成的情况看,本市有三大水系,一是秦淮水系,占6成,一是沿江水系(下蜀、宝华),占2成,一是太湖水系(东昌、白兔以及陈武、春城部分),占1成。如果认同水系的形成是有历史原因的,而且对语系又是有影响,那么,江淮语系占主流也是可以推断的。至于帖中所说,上容渎句容段、破岗渎之类其实是水网中很小的一个组成,而且年代久远,淤塞的时间大概也比疏浚的时间长,客观地看,其对人群交流互动的作用应该是很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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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品水民⑨

发表于 2006-8-16 13:41 | 显示全部楼层
引用第101楼newwoos2006-08-16 13:19发表的“”:
西江月先生,我可以肯定的是长毛到过白兔的,我们那里有几个同学的父母种田时挖出过太平天国的铜板,我老家的村前也有几个长毛的墓,后来割田成方时,还挖出不少的白瓷碗和枯骨,可惜当时给大人们用锄头砸碎了,说是“鬼碗”不能碰,作八十年代初的人,没有文物的概念,呵呵!


 既然长毛也到过,那人不也仍在繁衍嘛!!
 逛客也说:据《光绪县志》载,“长毛”之乱后,当地不少百姓就从外地招来长短工,为自己耕种。

 说明我的“赶杀不绝”的说法是有依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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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品水民⑨

发表于 2006-8-16 14:37 | 显示全部楼层
关于保护东昌、白兔方言的一点建议
无论东昌和白兔的方言是否曾是句容地区的主流方言,但它的确是句容唯一的一份“口头文化遗产”,如果我们再不认真地加于保护,它就有可能在极短的时间内消亡掉。
保护的方法:1、请当地有心的网友将有中有特殊意义的单词、发音等记录下来。
2、请当地的有关网友刻意学学这些老土话,以便保留第一手的活资料。
3、录制成盒带或cd盘。
4、用地方方言创作成小节目,让孩子们表演,以加强其记忆。
方言这东西,灭亡起来是很快的。句容在富起来后,是会有人惋惜句容方言消亡的。到那时,您就有资格说“no"了。
再以磨盘山的廖家为例,他们的祖先才来此150来年,可他们的后代中,可能没有一个人能说闽方言了。即使在东昌和白兔,也有许多年轻人以说当地的方言为“耻”(怕人笑话其“老土”),另外大家都在学说普通话,又在用它对外进行各种交流,这对地方方言的重创是很厉害的。
不仅是方言,就说龙虾吧,它是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才从日本传来的,本只是南京的“特产”,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时,洪泽湖里还一只都没有,如今却成了盱眙的“特产”;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句容也是没有龙虾的,后来不知怎的,也一下子就冒出来了(当龙虾没达到一定数量时,人们是不会注意它的。但是一旦它达到一定数量后,就会以疯狂的速度增长。由此类推,当外籍人和他们的后裔没在句容形成气候时,谁也不会想到句容的方言会在近期消亡。可是外籍人达到一定数量时,当地人就再也不敢再说自己的土话了。比如上海人,一到外地后,个个都不敢说上海话了。即使他在上海市内,如果他的单位里全是外地人,他也不敢说上海话。以现在为例,敢在句容境内说东昌、白兔土话的年轻人,要远比二十年前少得多了)。
再说巴西龟,这东东是近十来年才出现的,如今个个大饭店里都有卖的,本地龟却没了。
再说一些生在非洲或澳洲的植物,不也大举入侵了句容,反客为主了?
再说一些华人,本来只是少数人被掠到海外做做劳工,如今海外处处可见到黄种人了。(在一些不友好的外国人的眼光里,这叫“黄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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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品水民⒀

发表于 2006-8-16 14:48 | 显示全部楼层
天国时期人死后仅用草席裹尸,禁止一切陪葬物,有瓷器、铜钱等不可信,非天国之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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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品水民⒀

发表于 2006-8-16 14:57 | 显示全部楼层
据我所掌握的史料推测,白兔临近丹阳,而丹阳一度是清军的大本营,在句容、江南大营被太平军战败的清军都是经由白兔逃往丹阳,向荣、张国梁、吉尔杭阿等清军名将都曾到过白兔,向荣等则死在丹阳。和其他地区相比,白兔、行香一带也许确实受到的战乱不太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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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8-16 15:57 | 显示全部楼层
北宋有铜钱曰“太平通宝”,存世极多,后被大量殉葬,只到现在,凡农村有人亡故,仍有人在其墓中放置几枚太平通宝,以求死者在阴间平安无恙。许多人误认为“太平通宝”为太平天国钱币,其实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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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8-16 16:26 | 显示全部楼层
引用第111楼云中白鹤2006-08-16 15:57发表的“”:
北宋有铜钱曰“太平通宝”,存世极多,后被大量殉葬,只到现在,凡农村有人亡故,仍有人在其墓中放置几枚太平通宝,以求死者在阴间平安无恙。许多人误认为“太平通宝”为太平天国钱币,其实不然。
完全正确,北宋以后直至清代民间都大量铸造过"太平通宝"。后来的"太平通宝"不是流通钱币,做为吉利钱用的。太平天国钱币主要有以下几大类,一是正面"太平天国",背面"圣宝"。二是正面"太平圣宝",背面"天国"。三是正面"天国",背面"圣宝",太平天国时期是不作为陪葬用的,太平天国失败后,基本上被销毁,存世极少。
时人错把比严光,我自是无名渔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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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8-16 16:51 | 显示全部楼层
巫族迁徙源流

---巫元彪整理


下面我从网上找到的巫氏家族的有关史料——




巫人为高辛氏才子,显於唐虞,封於巫,乃帝喾之裔,与八恺称十六族。又按帝喾高辛氏生子乾公,封于巫,采郡於青州山之西平阳立郡(今山西省临汾市),巫氏系属平阳郡,世居平阳。历经帝喾、帝尧、帝舜、夏、商、周、秦、汉、三国、晋十个朝代共计2800多年。迄东晋末年,匈奴刘渊得势,在左国域自立为大单于,定平阳为都域,五胡乱华。裔孙巫暹从山西夏县避乱山东兖州,转徙福建剑津(今南平市东),至隋朝大业年间(即:公元608年),暹公之裔孙昭郎公率子巫罗俊,再迁黄连峒(今宁化县)开发。暹公后裔的另一支宗彦微公,则迁往江苏省句容县青山,
为江苏巫姓始祖。
巫罗俊配柴、纪二夫人各生一子:明甫、明达(无传),明甫号忠和,生一子:万宗,万宗字和玉,号元本,袭阴职,遂翔居石壁,万宗妣肖氏生五子:仁、义、礼、智、信为巫族五大房派。裔孙瓜瓞绵绵、遍及海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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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品水民⑨

发表于 2006-8-16 17:07 | 显示全部楼层
以下史料选自“巫氏名人篇”
(也就此更正一下我在前面对巫氏在句容繁衍情况的曲解)

巫彦徽,字仲懿,福建宁化县人,学识渊博,文彩飘逸。据《隋书》载,隋炀帝年轻时好学,善为文,能歌曲,巫彦徽在文学方面与隋炀帝有交往,官至太子舍人(太子舍人是掌管文记、侍从、宣传令旨、分判坊事的朝廷官员)。隋炀帝巡江南被宇文化及所弑后,隋亡,巫彦徽不肯事二主,弃官而归,道经句容县的青山(今属东昌镇),见山川秀丽,风土人情凝重,遂定居下来,自后子衍孙繁,累世簪缨不绝,为巫氏句容之元祖。
巫昶, 句容人,唐开元辛末年进士,官至宰相。
巫锡祥:句容人,官至司空同平章事。
巫成昌:句容人,龙图阁直学士。
巫正祥:句容人,大理寺卿。
巫廷熊:句容人,宋尚书左丞。
巫及: 字子光,谥文惠,句容人,巫彦徽十六世孙,宋朝端明殿大学士、佥书枢密院使,龙阁图光禄大夫。南宋绍兴三十年(1160年),巫及编撰句容族谱。
巫凯:句容人,秉性刚毅,骁勇善战,明朝崇德初年担任庐州卫百户,不因职卑官小而疏忽职守,所以每年都有升迁,由庐州卫百户积功至都指挥同知。永乐六年迁辽东都指挥使。十一年召帅所部会北京。明年从征沙漠,命先还。凯言诸卫兵宜以三之二守御,而以其一屯粮,开原市马悉给本卫乘操,从之。古宣宗立,以都督佥事佩征虏前将军印,代硃荣镇辽东。时中国人自塞外脱归者,令悉送京师,俟亲属赴领。凯言远道往来,恐致失所,阻远人慕归心。乃更令有马及少壮者送京师,余得自便。敌掠西山,凯击败之,尽得所掠者,降敕褒勉。古帝尝遣使造舟松花江
招诸部。地远,军民转输大困,多逃亡。会有警,凯力请罢其役,而逃军入海西诸部者已五百余人。既而造舟役复兴,中官阮尧民、都指挥刘清等董之。多不法,致激变。凯劾尧民等,下之吏。知英宗登极,进都督同知,上言边情八事。请厚恤死事者家,益官吏折俸钞,岁给军士冬衣布棉,军中口粮刍粟如旧制,且召商实边。俱允行。未几,为兵部尚书王骥所劾。朝廷知凯贤,令凯自陈。并谕廷臣,文武官有罪得实始奏,诬者罪不贷。凯由是得行其志。正统三年十二月有疾,命医驰视,未至而卒。知凯性刚毅,饶智略,驭众严而有恩。在辽东三十余年,威惠并行,边务修饬。前后守东陲者,曹义外皆莫及。坐镇边疆达30年之久,威惠并施,使边务修饰,相安无事,卒于官。
巫凯墓(明代)位于蓝家堡子村东山岗上。1968年,被盗掘。1974年,辽阳市文物管理所勘察时该墓顶石忠距在表1.5米,墓以长方砖和石块砌筑,左室用灰色长方砖砌筑,两室用石板铺盖,两室形状大小相同,前后长4米,左右宽2米,高2米。得“盖石志”一块,为长形花岗岩,上端左右抹角,高0.44米,宽0.53米,阳刻两行楷书,“荣禄大夫镇守辽东总兵官征虏”、“前将军左军都督同知巫公之墓”;阴刻“巫之墓”三字。从两行志盖文查《明史》卷一百七十四巫凯列传,此墓为巫凯墓无疑。
巫昌祯:女,江苏省句容县人,1929年11月生,1954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毕业后至今在中国政法大学任教,现为教授。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在近50年的教学生涯中,始终兢兢业业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主讲民法、婚姻法、家庭社会学等课程。在完成本校任务的同时,还受聘兼任最高人民法院业余大学、中央电大、北京电大、辽宁电大、中华律师函授中心等部门的主讲教师。教学态度严谨,教学效果良好,受到校内外的一致好评。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北京市优秀教师、中央电视大学优秀主讲教师、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北京先进工作者等称号,七次受到全国性奖励。1991年享受国家政府特殊津贴。多次参加在国内举行的国际会议,为:世界法律大会、中美妇女问题讨论会、中日妇女问题讨论会、预防家庭暴力研讨会、世界妇女大会,等。先后赴美国、日本、澳大利亚、菲律宾、哥伦比亚、委内瑞拉以及香港考察妇女问题或参加世界性的国际会议。(一) 主要著作:中国婚姻法/巫昌祯主编.—3版.--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260页 婚姻与继承法学/巫昌祯主编.--2版.--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10,409页 新婚姻法学习读本/巫昌祯,丁露主
编.--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2001.--182页 新婚姻法百问/巫昌祯,丁露主编.--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2001.--144页 我与婚姻法/巫昌祯著.--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235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释义与实证研究/巫昌祯等主编.--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226页.--(法律法规释义系列) 新婚姻法指南/巫昌祯主编.--北京:
民族出版社,2001.--188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讲话/巫昌祯主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283页 婚姻与继承法学/巫昌祯主编;田岚等撰稿.--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10,397页 未成年人的法律保护问答/巫昌祯主编.--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1993.5.--125页。
(二) 主要论文:弘扬家庭美德,建设文明家庭,中国法学。 1996 06。


巫宝三:江苏省句容县马庄桥人,巫彦徽公(仲懿)四十一世孙。美国哈佛大学毕业,一生致力于经济学理论的研究,他学贯中西,学识渊博,著作甚丰,主要著作有《农业与经济变动》、《国民所得概论》、《中国经济思想史选辑》、《中国近代经济思想与经济政策资料选辑》、《先秦经济思想史》、《管子经济思想史》、《唐代重商思想的兴起》、《用商品生产商品》、《古希腊罗马经济思想介绍》、〈西欧中世纪经济思想资料选粹〉等等。他
解决了前科学院长郭沫若无法解决的难题。他的头衔甚多,主要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经济思想史学会名誉会长、中央参议会常委、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第五、六、七届政协委员、世界著名经济学家,1999年2月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他把一生积蓄捐给家乡学校。夫人孙家 秀早年亦留学美国,她是中央戏剧学院教授、博士、政协委员。其长子巫鸿,中央美术学院毕业,美国哈佛大学博士。
巫宁耕:江苏句容县人氏,彦徽公后裔。和巫宝三同乡,北京大学国际经济系著名经济学家、教授、博士生导师。北大亚太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国际经济关系学会副会长、社会科学院第三世界中心研究员、南开大学 APEC 研究中心兼职教授等职。著作有《战后发展中国家经济》等10余部,论文有百余篇。分别在《红旗》等刊物发表,有的获一等奖。1986年率北大队赴新加坡参加第一届“亚洲大专辨论会”荣获冠军,被评为北大优秀教师。培养学子万千,香及世界各地。
巫省三:(又名至武),巫宝三(至文)胞弟,江苏省句容县青山马庄桥人氏,彦徽公下41世孙,1902年生,北京大学毕业,和著名作家周而复同学,有《苏联怎样和平利用原子能》及《苏联科学技术新纪元》等著作。曾因爱国抗日,被监禁入狱。后在上海中苏友协任要职。其子孙大部分大学毕业。本人热爱祖先,编有《 江苏句容县马庄桥巫氏家谱》,及珍藏一千四百多年来,代代祖先的遗像,图文并茂,妙笔生辉,文才出众,栩栩如生,不愧为上海知名人士,一代名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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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品水民⑨

发表于 2006-8-16 17:12 | 显示全部楼层
有关句容戴氏的史料

唐代诗人戴叔伦是从句容迁往金坛的  
                
                
         

               
           戴氏家族迁至句容(茅山下南二十里)后,见(今天王镇)谷城东南有官坝蜿蜒三里许,若蓄水则可灌溉良田千百亩。明朝崇祯年间文冠公相度地势率村众子弟用工4000余日修筑农田灌溉用的水利工程“官坝”。清朝道光二十七年,浤曜公又率众筑新坝。戴氏家族为当地农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根据《南史》、《宋书》记载,东晋时期硕公带着三个儿子(延寿、延兴、法兴),在会稽山阴(绍兴)以贩卖紵布为生。十九世纪的中国,社会矛盾、民族矛盾十分尖锐,社会动荡不安。戴光全(朗田)继承祖业(楮业,即造纸)从句容再度到浙江绍兴开纸坊(老隆泰、新隆泰)位于绍兴柯桥下方桥处,以及在福建开办协隆泰。并安家于绍兴南街马坊桥(现绍兴市第二人民医院处)。在各地开的店铺有恒泰、恒隆、协顺、隆春、隆顺、嘉泰、森泰、隆泰、森红等。生产的纸张销往各地。在历史上绍兴的楮业颇有名气,因此戴氏楮业要在绍兴立足须有相当的实力与技术。

                
                
           十九世纪中叶中国经历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清道光、同治、咸丰)。反满斗争在全国风起云涌。临近太平天国首府天京(南京)的句容戴氏热血男儿不少投奔义军。最后献身沙场或者流落他乡。虽然历史上并无他们的记载,但家谱记录了他们的名字。在家谱中有关十九世纪部分可见许多亲属的记载最终是“虏去未回”,实际上这些人大多是参加太平军去了,最后惨遭到清政府的镇压。

                

                
                        句容戴氏世系表        
                
                
       叔伦(唐朝著名诗人,号玉屏字幼公,迁金坛始祖。正元五年六月甲申逝于清远峡途中。后葬于江苏省金坛县小南门外顾龙山。建太虚观纪念。享年58岁。),郅,寂,识,偃,子罕,宏公(后周礼部尚书,公元921年迁句容谷城始祖)......
             
                

                
                   句容戴氏班行名派:  
                
              邦大文元尚   时良世道光  儒臣立朝国  相佐显名扬  德正贻谋远  学修教育长    
                

                
                     

                
           戴叔伦(732-789):字幼公号玉屏,硕公第六世孙,戴氏迁金坛(金沙)城西乡南窑村始祖。童年侍父苦读,稍长拜著名文学家萧颖士为师。"诸子百家过目不忘",曾以"文学政事见称萧门","门为人冠"。大历元年(766)左右,为户部尚书充诸道盐铁使刘晏赏识,在其幕下任职。建中元年(780),出任浙江东阳令,他抑权豪,劝农桑,民赖富庶,政通讼简,奏课为浙东最。贞元元年(785),任抚州刺史。贞元四年,归隐故里,不久被德宗诏为广西容州刺史。贞元五年正月抵容州,加御史中丞,官终容管经略使。六月十三日在返回途中客死清远峡。翌年正月返葬金坛城南郊。
           叔伦工诗,尤擅五律,书法亦笔画疏瘦,婉丽劲疾,不在唐诸子下,其诗以反映当时农村生活见长。如〈〈女耕田行〉〉、〈〈边城曲〉〉、〈〈屯田词〉〉等,大多即事名篇,采用七言歌行的形式,是白居易新乐府运动的先导。他论述诗境的一些名言,“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等,对宁明以持韵派和性灵派诗人产生过较大影响。〈〈新唐书.艺文志〉〉录其〈〈述藁〉〉10卷,已佚。〈〈全唐诗〉〉录其诗2卷300余首,〈〈全唐文〉〉录其文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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