句容的奇闻、奇人、奇事和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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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品水民⒀

发表于 2006-8-18 14:17 | 显示全部楼层
我所参考的书目是《中国历代战争史》(台湾三军大学编著),这是一部系统地研究中国战争的著作,对于研究中国历史、总结战争经验、增加历史和军事知识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其史料应该比较详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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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品水民⒀

发表于 2006-8-18 14:26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云中白鹤 于 2014-2-26 10:36 编辑

当时天国幼主大概是从太平门出逃,穷途末路,当然也是慌不择路,干王洪仁矸等挟幼主赴浙江湖州,而不是逃往安徽广德(史载经过广德),途中屡遭清军截杀,军士多降清,洪仁矸等转战至赣东,也战败被擒。天国幼主被擒于江西,应该比较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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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品水民⒀

发表于 2006-8-18 14:32 | 显示全部楼层
引用第135楼赶场子的逛客2006-08-18 11:15发表的“”:
可怜洪秀全的儿子、小天王洪福什么的当时才十三四岁,在一小班忠臣的的血搏下,勉强逃出天京,路过郭庄镇。他们又饥又渴,忙窜到一户人家,花了点钱,请人家做了一顿饭,填了一下肚子。
这点似乎不太可信,当时天国大厦倾覆,群臣皆作鸟兽散,逃命都来不及,哪还顾及腹中饥饿,心安理得地坐在离南京不远的郭庄生火造饭?恐怕为后人杜撰矣。
——清军骑兵从南京出发一、两个小时就可到达郭庄.忠王李秀成就是被江宁方山的老百姓出卖的,被清军重金悬赏捉拿的幼主怎么也不可能不知道自己的处境,抛头露面地在百姓家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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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品水民⑨

发表于 2006-8-18 14:45 | 显示全部楼层
句容人的确曾说吴语
在今天的扬子晚报上,有两位先生撰文说,南京人六朝以前说的是吴语。
这其实是在第二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发展论坛上,省社科院一历史研究员说的。他表示,六朝以前南京属纯粹的吴语区,西晋永嘉之乱后,大批北方移民南下,集中于丹阳以西的宁镇地区及皖南,数量超过了原住民,北方移民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处于绝对优势,包括方言在内的北方文化很快在宁镇地区流行起来。而当时宁镇地区都是都城所在地,统治阶和上层人物集中于此,朝廷上下流行的“雅语”自然是北方话,连参与执政的吴地士族都必须改说北方话才能与北方士族沟通,所以六朝以后,宁镇地区逐渐脱离了吴语地区,说起了“南京普通话”。
由此说来,句容的确处于吴方言区。
再想一想,东昌和白兔人真不简单,硬是世世代代用根生土长的吴方言对抗了江淮次方言至少1400多年啊,这是何等的“气节”啊!尽管他们受到了来自北、南、西三方说江淮次方言的人的“包剿”,可依然“我行我素”,就是不肯改口,依然安然自得地说他们的土话。因此可以说,东昌是吴方言在苏南西部的最后一个堡磊。
我曾在前几贴中建议句容保护这一“口头文化遗产”,但也知道根本不会有人重视它的,说了也等于白说。我们的物质生活还很贫乏,绝不会有人有这个闲心去研究这个问题,只有盼东昌和白兔的儿女们自发地保护你们的祖先已保护了1400多年的土话了。
喜欢用东昌和白兔话开涮的网友们,请你们继续长期地这么做,甚至可以专门在茶楼里开一个栏目,专门用东昌话和白兔话来写文章。真的!香港的文人为了保护香港的土话,就经常故意在报上、在电脑上专用土话写文章,尽管外地人一点都看不懂,可这也是一种传承的极好方式啊!
南京的土话过去曾有民间艺人专门传唱,叫南京白局(业余的艺人传唱叫南京红局),可是解放后没人重视,就垮了。现在再想恢复,有心无力也无人了。
南京的土话,城南优秀于城北,而在江浦县又最为地道。
东昌和白兔的地话,何村最为地道呢?只有当地人才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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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品水民⑨

发表于 2006-8-18 15:01 | 显示全部楼层
小天王在郭庄吃饭事,光绪县志上确有记载,好像是在补遗或轶事部分。小天王再逃命要紧,饭还是要吃的,逃到郭庄来才吃饭,已可想象其状之惨了。
天京失守后,清军入城,“长毛”化装外逃,当时的场景应是极为混乱的,清军也分湘军、民团、正规军、杂牌军,不可能处处设防,总有疏漏之处才是。而远在句容的郭庄人,当时根本不可能知道“长毛”的老巢已垮了,只当人家从此路过。人家让烧点饭给他们吃吃,主家也不敢不烧,再说人家给的钱也不会少。
此事是编句容县志的文人们,事后听到当地的传说追记的。
即使李秀成被捕事,我也看过若干版本,个个版本都说得有鼻子有眼。曾国藩所改的《李秀成自述》,与建国后的《江宁县志》中所说的也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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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品水民⒀

发表于 2006-8-18 15:29 | 显示全部楼层
天国后期,太平军节节败退,疆土尽失,在江苏,仅存天京这座孤城,但也被湘军围困了许久(句容当然早已在湘军掌控之中),周围百姓应该感觉到天国大势已去,李秀成在江宁被老百姓出卖就是最好的左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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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品水民⑨

发表于 2006-8-18 17:27 | 显示全部楼层
刚才想发个某清人写的《太平天国战记》,里面有些史料对研究句容在其间受到的伤害很有参考价值。可是又被电脑自动阻发了。我就纳闷了:这里面会有什么敏感的东东,不能过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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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品水民⑨

发表于 2006-8-18 17:32 | 显示全部楼层
这是长兴县政府网站的记载:
   
   李秀成方山罹难  


    方山在长兴雉城西16公里,海拔575米,方园27公里。据胡寄尘《清季野史-太平天国轶史》,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于方山下涧西村(今属二界岭乡)被人告密后遇难。

    清同治三年(1864)七月十九日南京沦陷后,李秀成护洪秀全之子洪天贵福(幼天王),与另一心腹童子逃出。福不谙骑,中途离散。李秀成迷路,至方山顶小憩。适有八个樵夫过来,中有一人认得李秀成,问:“你莫非就是忠王?”秀成跪乞:“倘能导我至湖州,当以三万金为酬。”樵夫答应引路。薄暮,相伴归樵夫居处涧西村。为安全计,樵夫劝剃发,秀成拒之:“我洪氏大臣,国破主亡,若不能出而被获,解送清营,自无复全理;若有命逃出,又何以对我士卒?”于是不剃。

    八樵夫中一陶姓者生狡黠,欲献李秀成于清营而独自得重赏,又怕七人不依反至被害,便独自离村告发。清将孚泗率百余骑至涧西抓获了李秀成。回营后欲独吞李秀成所携财宝,欲杀陶灭口。因同乡相告,陶连夜逃走。孚泗因被封为一等男。

     几天后,其余七樵夫得知原委,先杀陶,又计诱孚泗的亲兵至涧西处死,并焚香祭英灵。后,曾国藩微闻此事,召七樵夫追问,七人“概然自述无隐”。曾心动,“奖其义,赏以白金七百两”,而七樵夫“皆掉头不顾 而去”。

这是的长兴县的介绍:
  太湖明珠—长兴,地理位置得天独厚。长兴地处中国长江三角洲杭嘉湖平原,处在号称“天堂”的苏州与杭州之间,位于因一曲“太湖美,美就美在太湖水”而驰名中外的太湖西南岸,与苏州、无锡隔湖相望,素有“鱼米之乡”、“丝绸之府”、“文化之邦”、“东南望县”之美誉。长兴是上海经济区的交通枢纽,雄踞江苏、浙江、安徽三省结合部,故有“三省通衢”之称。长兴处于长江三角洲中心位置,距上海、杭州、南京、宁波、苏州、无锡、芜湖等大中城市均在150公里左右。--------


  不想做厨子的裁缝,不是好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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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品水民⒀

发表于 2006-8-18 17:45 | 显示全部楼层
李秀成落难的方山就是江宁的方山。目前许多地方政府为发展旅游经济,争相抢夺死人骨灰,把一些历史人物生拉硬拽,甚至张冠李戴,这是一种对历史极端不负责任的怪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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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品水民⒀

发表于 2006-8-19 10:27 | 显示全部楼层
方山

方山海拔209米,是秦淮风光带主要旅游景点。它的历史始于五百万年前的一次火山爆发,至今山顶尚存火山口遗迹。也正因为这独特的开始,其姿态有别于江南丘陵典型的山林风貌。奇兵突起一般直接从平原拔将出来,孤悬于江宁东南,大约8平方公里的巴掌地盘,却生得法相端严,不但峰顶平直,且不论从任何方向看去,都是那么方正,是故得了“天印山”的雅号。此山历史上久负盛名,不光遗存史迹名胜众多,如仙人棋、石龙池、海慧寺、八卦泉、葛洪炼丹处、秦始皇登临处等,又因达摩祖师曾在此开坛说法,更让方山中的那座定林寺,成为和嵩山少林寺齐名的佛家胜地。

然而由于专业局限的缘故,一向孤陋寡闻,过去不说没注意过方山,连名头都没听过。对我而言反倒是定林寺的斜塔,比方山更知名些,那可是世界第一斜塔,与之相比,比萨和虎丘斜塔斜度能算个球。直到今年狂啃太平天国历史,才对方山有了点基础概念。自从知道忠王李秀成被俘于此,方山便大不相同了,顿成了某种象征。即便早就盘算了想踏勘一下南京城的太平天国遗址,倘若时间和精力不济,什么计划都可以放弃,唯方山必须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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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品水民⒀

发表于 2006-8-19 10:29 | 显示全部楼层
那是一座荣辱交织的山。
李秀成潜入方山摆脱追兵后,凌晨时分人困马乏,在山中破庙暂息。为宽衣纳凉,随手将绑缚在背上的包袱挂到树上。阖目未久,突遇山民,欲闪避却被众人追上。之前李秀成曾经开簿造册,多次拿私钱发放银米,救济民人。江宁的百姓,尤其是穷人,当初大多受过他的恩惠,去忠王府领过钱粮,所以别个天朝的王爵或许因为常在深宫内院,不曾与民人照面,忠王李秀成却是人人认得。而今天京变做了人间地狱,充斥着抢掠烧杀,即便是声名赫赫的忠王也挡不住国破城亡的来临,连续厮杀征战了一日两夜,这时水米未进,更是憔悴。众人大恸,一齐跪地痛哭。感念忠王平素恩义,拥他下山,要助他乔装逃亡。李秀成感动之下,欲取珠宝馈赠,领众人回山上取包袱,这才发现树上的包袱不翼而飞。至荣至辱,俱在一心,倘若他当时执着于威仪,安然接受山民掩护,离开危境,丝毫不思酬答,也不至为取那些珠宝,即刻又上山去。慈军爱民是李秀成一贯的风格,若无此情结,哪至于耽搁了那宝贵的一天?思之不胜唏嘘,人有情时天无情,天意固不可测,性格也是命运。

那是一座背信弃义的山。
出于对山民的信任,李秀成继续留在了方山上,却不知山民之间已起风波。掩护他的那拨山民寻访获知,忠王失落的珠宝被另外一伙山民拣得,便去讨要,对方言明这是天朝首领的财物,别人肯定没有,既然知道有这东西,还想来分,说明已经执获这财宝的主人,带他就明白存有私心。如此两下争执,走漏了风声。又是一个清晨,李秀成在池边洗漱时与上山砍柴的王小二邂逅。这一次他没有闪避,更不曾戒备,他要躲避的是清军搜捕,而这人看起来同样也是个勤劳的穷苦山民。然而王小二下山后,便向村里的陶大兰透露了忠王行踪。陶大兰是个龙胜帮龙,虎胜帮虎的小人,当初也曾向天国效顺,这时则为了获取意想中必然可观的赏金,打起了新的如意算盘。他叫来了七八个人,在王小二的引领下,上山找到了忠王。李秀成已经与王小二打过照面,对他引来的这群山民没有丝毫怀疑,他以为方山里的山民都是一样的淳朴,不会有害他之心,却怎么也想不到,最后竟会被他所深信的山民骗下了山,绑缚交给了清军。

那是一座能够令人蹈死无悔的山。
李秀成一再被他所信任的人辜负,背弃,乃至最终被他曾倾力保护的人出卖,然而毕其一生却始终没有改悔,甚至对此被人一再利用的仁恕,没有表露出任何遗憾,留下的只有自豪。他在自述终了也没提及出卖者的名字,倒是身为曾国藩幕僚的赵烈文在日记中提了一笔。也亏得有了这段记录,才让人得以了解之后的戏剧性结局。陶大兰出卖了李秀成,可并没有在萧浮泗营中得到他想要的赏赐,反被这个更为贪婪的清军将领严刑逼供,以获取可能被这个奸民吞没的忠王财宝。之后更是株连追查他的亲属和同村之人,为了躲避如狼似虎的清军,方山脚下的那一村人逃了个一干二净。然而故事并没有止于此处,否则就方山的这段历史而言,便只能剩下对英雄辱于伧人之手的扼腕叹息。

李秀成被俘之后,另有山民出于义愤,潜去萧浮泗的营盘。他们把萧浮泗的亲兵杀死,丢在了河里,权当替忠王报仇。曾国藩将此事与降人陈德风给牢笼中的李秀成跪安一事并提,一齐写入奏折,向朝廷阐明不宜献俘,力主速杀的理由:李秀成的军望民心尤在,不杀难保不出乱子。据此可以说,李秀成生于民心也死于民心。他在天朝的威望来自民心,他被天王和同僚猜忌也因为民心,他的被害之源还是在于民心。不过这一点他自己不悔,旁人也就不必多情,生出多余的惋惜感叹来。因为他死后还能被当时民人感念,被后世民人纪念,依然建筑在风雨无蚀的民间口碑基础上。

这个独特的农民起义将领,大多数情况下是作为卓越军事家被载入各种史册,可至今在民间流传的有关忠王的民谣与事迹,其中相当大的部分,着重刻画的都是他的仁心而非军略智谋。即以“忠王释鬼”为例,李秀成在苏州拙政园办公期间,下令拆去了一座碑坊,那本是为镇压投湖而死的女鬼而设立,旁人以为不吉不祥,李秀成却道:“生而为人之时定因不幸,所以才会投湖自尽,寻找解脱。死了何苦还镇住她鬼魂,不还其自由。正当酷暑炎热,不如放其出来,也好给个机会透气纳凉。”倘若传说为实,则表明李秀成对他者充满怜悯体恤,无论对人还是对鬼的态度,殊无分别。哪怕仅以传说视之,“忠王释鬼”的含意,也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意义上对仁者的阐释。

方山是李秀成走向生命最后一段历程的起点,那一段历程乃是攀往更高的颠峰。任何诋毁和歪曲在此高度下都会变得无比荒谬,毕竟方山是方正的天印,自会用它独特的方式给这段历史打上一个尾戳。

曾国藩以操练湘军在军事方面起家,声名远播,至今其人其言其文其传都是畅销热门的话题,他在近代史的历史地位摆在那里,不容忽视也不可能被忽视。政治立场不同,服务的政权不同,与他其它方面的功业相比,坚持诛杀李秀成倒不算什么十恶不赦的事。然而在与方山相关的部分,关于李秀成的被执,却出现了一个有趣的传说版本,读来颇为耐人寻味。

那个版本的忠王李秀成在城破之后,牵马匹带童子携财宝,逃亡到方山之上,不幸迷路。这时遇见了八个樵夫,忠王便求助于他们,希望他们指明去湖州的途径,许以三万金酬报。八樵夫深知忠王往昔仁义,一口允诺,接下去安排出奔事宜,让他在方山暂避风头。其中一樵夫懦弱而又贪婪,家中有一兄弟在清军里当差。于是他暗中向清军告发了忠王的藏身地点,忠王因此被执。另外那七个樵夫归来发现后,一怒之下杀了那个樵夫,又跑到萧浮泗的营里,杀了那日捉拿李秀成的亲兵给忠王报仇。曾文正公派人查处此事,那七樵夫毫无惧色,对此供认不讳。曾国藩感其高义,不予追究,反赐一百纹银嘉赏,那七樵夫坚辞不纳,绝尘而去。

李秀成被执的那一段故事,在这里变成了充满演义色彩的传奇。传说固然会有夸张,但变异到这样的程度,便不仅仅是个传奇故事了。这个版本久在民间流传,甚至被录入了湖州的地方网站,作为湖州的民间传奇收录。仔细想想,不难从中找出传说背后的意义。

作为中兴名臣的曾国藩,几乎被视作一代完人。然而文人墨客想要进一步美化他,最终居然要拜托他死敌李秀成的声名,才能完善他某个方面的缺陷,以便和“曾剃头”的绰号对决。另外民间传说最终来源于民,山民也需要完善山民的口碑形象。这个传说中对那七樵夫的拔高渲染,无疑是另外一种平反。

因出现奸民,出卖忠王的历史,仿佛也有将方山之民俱都陷入不义之虞,不如此将历史事件稍作修正,方山百姓便要感到委屈了。于是不义的山民,无论是据当地调查而得知的七八个,还是根据忠王自述所论证的两个,在此统共变成了一个——再少就没人出卖了,总不能说李秀成是自首的。至于那个直接导致忠王藏匿方山走漏风声的民家纷争,在这传说里也理所当然不可不戒地不见了。仗义和疏财必须一体,怎么能有仗义但不疏财的山民呢?何况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那些可都是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现在这传说多好,都是仁人义士,总共只有一个不争气的坏人,连杀了李秀成的曾国藩,都知慕高义而纵樵夫呢。

变来变去,最后反倒叫某些号称史家的,在忠王被俘的这段都寻出了他爱财的证据来,但凡正确的实践都要有正确的理论指导,李秀成没跑了就因为携带了大量的财宝,所以连马都累趴了。那样一来,便与“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理论对应上了,还能不正确么?

方山无嗔,默默地观望,它才是最忠实的见证者。
想要问津这段历史,岂可不去问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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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品水民⒀

发表于 2006-8-19 10:35 | 显示全部楼层
网络小说有幼天王路过郭庄的写法,但小说毕竟是小说,取材于野史.


——《幼天王洪田贵福路过郭庄》
作者::醉卧梅下  来源:不详  发布时间:2006-4-3 13:23:10  发布人:admi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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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4年7月19日(清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太平天国都城为曾国荃湘军攻破。是日午夜,忠王李秀成率太平军残部,从被清军炸毁的太平门侧缺口,杀开一条血路,拼死掩护幼天王洪天贵福及诸王逃出京城。
??冲出太平门缺口的太平军将士约千余人,其中骑兵有二三百人。突围后,李秀成将队伍分为前后两队。前队骑兵,保护幼天王急速南撤。后队步兵,李秀成亲自率领,阻击清军追袭。太平军冲过孝陵卫后,由于清军追兵骤增,众寡悬殊,后队太平军将士为清军“追杀殆尽”。
??在突围时,忠王李秀成将生存的希望——他的久经沙场的大白马,让给了幼主。而李秀成却因“马不能行”,再加上月夜可能迷路,误入方山。后来为村民出卖,不幸被俘。
??幼天王在200多人的护卫下,从孝陵卫折向沧波门,穿过青龙山,经淳化,过湖熟,抵达郭庄庙(即郭庄)。
??幼天王到达郭庄庙,应是7月20日清晨或稍后时间。幼天王等太平军将领借宿在郭庄老街邱家。据邱氏后人——郭庄供销社退休老工人邱隆元口述:“那还是我爷爷和太太时候的事情。小天王到郭庄,当时就住在我家,是住在第二进房子楼上的。后来听讲,同来的还有小南王、小西王等人。太平军在我家,还有个故事哩:那时我的爷爷才7岁,正是贪玩的年龄。那天他在外面玩过,回来了。小天井本来就小,拴了7匹马,到处是,挤挤扛扛的,都站到了楼房的廊檐下。我爷爷只好从马的身边走。马见了生人飞起一脚,把我爷爷踢倒了。他痛得在地上直哭直叫。我的太太见我的爷爷(她的儿子)被踢了,十分心痛。再加上她对太平军没有好感——三年前,我的太爷躲长毛没有躲掉,反而叫长毛抓去当了兵。之后,太爷一直杳无音信。因此,太太不顾命了,大闹了起来,要‘领头的站出来讲理’!太太知道太平军有大将住在我家,但是不知道是哪些人。住在我家的太平军将士们一起来看我爷爷了。他们见我爷爷在地上痛得直游直滚,一个个满同情的。他们一边安慰母子两个,一边送上一把金戒指(戒指摊开,大约有一挓长)。那事就这样了之了。太平军送的戒指,后来还起了不小的作用。我太太孤儿寡母5个人的生活。还有太平天国战争之后,人家回来要房子了——我太太是住的人家的房子。我太太就用戒指把房子买了下来。”
??邱隆元老人还说:那次,太平军还派人在郭庄万年台(露天戏台)讲过道理。意思是:我们在天京失败了,这是暂时的!我们还有一百多万大军,很快就要打回来的!
??太平军临走时,他们非常慌张,饭都没有来及吃。邱家磨了不少豆腐,他们一个个只是捧了点冷豆腐吃吃。走之前,他们还叫邱老的太太为他们找了两个带路的。那两个人:一个是郭庄镇上的华老四,一个是窦家边村上的老窦。幼天王是从郭庄南面甲山走的。他们取道溧水白鹿岗,绕道下坝,到安徽广德的。华老四和老窦把幼天王他们一直送到安徽地界。太平军重酬了他们两人,给了不少金器,听讲还有金埂子。
??以上是邱家口碑故事,郭庄镇老一辈人人皆知。幼天王昔日住过的邱家,旧貌仍可辨认。原宅座东朝西,前后三进,共有房屋9间:前进一间,大门面西,临街,兼做过道,也是门面房,当年做豆腐生意。前进后面是个小天井,约有半间房子大。小天井后面是楼房,三上三下,共6间。当年幼天王睡在楼上房间里的。楼房后面还有个天井。天井后面,也就是最后一进,是两间草房。有后门,朝东北,门外是旷野。从邱家老宅房屋的布局不难看出,幼天王选住邱家,是经过精心挑选,慎重择取的。因为:一是邱家宽敞,二是便于从后门撤退。
??幼天王在郭庄庙停留约一天时间。郭庄庙距离南京仅40公里,骑兵一个多小时就能到达。清军在南京找不到幼天王的下落,一定会随时随地沿路前来搜索的;再看当时的形势,苏南早已“尽失”,所有的交通要道,均有清军防守,幼天王一行处于清军的层层包围之中,形势十分险恶。这些,幼天王他们不会不知道吧?可是,太平军将士们为什么不赶快逃命,而长时间地滞留郭庄呢?以我之:幼主等人再三延时宕日,是在等待忠王李秀成回归!由此可见幼天王等人置生命不顾,是不忍心抛下忠王!其实,已经落难方山的忠王,又怎忍心让幼主孤帆飘零呢?
??幼天王路过郭庄,光绪句容县志有记录,兹录于后,互为印证:“乡人见之者入,贵福年约十五六,极瘦弱。有与其年貌服饰相同者凡十一人,独袒臂时内有著珍珠衫者。与同侪环坐饮食,旁立悍贼数人,皆黑面圆目戟髯绕颊,持刀紧随不离咫尺。翌日,出甲山口南遁。”
??1997.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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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8-19 10:41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云中白鹤 于 2014-2-26 10:37 编辑

安徽已经被曾国藩胞弟曾国荃完全攻占,太平军在安徽的领袖英王陈玉成早已被枭首示众,太平军在安徽的势力已全军覆没,搞定安徽后,湘军大举集积到天京进行围困,太平军仅有浙赣粤等地还有小股势力,所以幼天王的主要逃亡方向应该是浙江,不是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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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品水民⒀

发表于 2006-8-19 14:55 | 显示全部楼层
洪秀全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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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秀全死于1864年6月1日说法的根据更加可信。洪秀全逝世存在多种因素综合致死的可能。综合分析洪秀全当时的饮食、生理、心理诸方面的状态,诊断其死因,不失为实事求是的考证方法。
关键词:
太平天国 洪秀全 洪秀全之死
(一)死期之谜
太平天国领袖天王洪秀全在天京陷落前一个月逝世。史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根据两条线索:一是天京战场方面曾国藩的奏报,以及在天京被俘获的太平天国重要人物忠王李秀成的供词;二为江西巡抚沈葆桢在歼灭太平天国幼天王、干王洪仁\余部后的奏报,以及在江西被俘的太平天国诸王的供词。两条线索都为洪秀全之死提供了重要证据。
曾国藩方面在洪秀全逝世不久很快便得到这一消息。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在日记中这样记载:
(同治三年)五月初六日…闻探报禀称,逆首洪秀泉已于四月二十八日病死(彼中之四月廿日)。逆子洪督权实名洪福真云云,已于本月初三(彼中之四月二十四日)接伪位云云,未知确否?[1]
天京陷落后,曾国藩在同治三年七月初七日、公元1864年8月8日的奏折中说:
有伪宫婢者,系道州黄姓女子,即手埋逆尸者也。臣亲加讯问,据供洪秀全生前,终年不用臣僚,四月二十七日因官军攻急,服毒身死。[2]
这说明曾国藩的消息来自于天王府内一个姓黄的宫女,日期确定为阴历四月二十七日,即太平天国天历四月十九日、公元1864年6月1日。
在天京陷落后被俘的太平天国重要人物忠王李秀成是这样记述天王死事的:
此时大概三月将尾四月将初之侯,斯时我在东门城上。天王斯时已病甚重,四月廿一日而故。此人之病,不食药方,任病任好,不好亦不服药也。是以四月二十一日而亡。……天王之病,因食甜露病起,又不肯食药方,故而死去。[3]
李秀成在这里两次提及“四月二十一日”,即清同治三年四月二十九日、公元1864年六月三日。这样便与曾国藩奏报日期不符,故曾国藩将李秀成原稿的天历“四月二十一日”窜改为阴历的“四月二十七日”。
至于沈葆桢根据江西太平天国被俘诸王供所缮的奏报,则已是三个月以后的事了。他在同治三年十月十三日、公元1864年11月11日的奏折里这样奏报:
据供原名洪天贵别称洪天贵福…系洪秀全长子…今岁四月十九日洪秀全伏冥诛,二十四日该逆遂袭伪号,所供日期尚沿伪朔,实则洪秀全死于四月二十九日,该逆窃号于五月五日也。[4]
这份奏稿说明沈葆桢认可了洪天贵福所供天历四月十九日为洪秀全死亡日期,尽管他在把天历推算成阴历时出现错误。
江西太平天国被俘诸王,以幼天王洪天贵福供词对天王死事叙述最详。洪天贵福亲书自述之一:
四月初十日,老子起病,是天他出来坐殿,我乃看见。后来总未见他了。十九日老子死毕,是遣女宫来葬的。[5]
在南昌府的供词:
父亲平日常食生冷,自到南京后以蜈蚣为美味,用油煎食,于今年自四月初十日起病,四月十九日病死。因何病症,我亦不知。尸身未用棺木郭 ,以随身黄服葬于宫内御林苑山上。[6]
另有在江西的抚衙门供词:
本年四月十九日,老天王病死了。二十四日,众臣子扶我登极……[7]
又有一件他的亲书供词:
老天王是我父亲,于本年四月十九日升天,廿四日众人尊我登基,叫我幼天王。[8]
洪天贵福供词多次指称天王死于四月十九日,即阴历四月二十七日、公元1864年6月1日。
先洪天贵福被俘的干王洪仁\和昭王黄文英,所供与幼天王相同。洪仁\在席宝田军营的亲书供词说:
四月十九日老天王升天,二十四日幼天王继位登基。[9]
另有洪仁\在南昌府亲书供词:
至今年四月十九日,我主老天王卧病二旬升天。[10]
昭王黄文英的一份在南昌府的供词也提到天王死事:
据黄文英又供:那伪天王洪秀全系今年四月十七日在南京病死,传说因发肿病死的,有的说因为调兵不动自己寻死的,今年有伍拾贰岁。[11]
只有一位与洪仁\等同时被俘的誉王李瑞生,供词与以上诸王说法有出入。他说:“四月二十日,洪秀全病故”。[12]但此人始终不是太平天国核心领导人物,所供想必为道所途说,故可以忽略。
可见,无论清方奏报还是太平天国诸王供词,几乎都认定洪秀全死于1864年6月1日,即阴历四月二十七日、太平天国天历四月十九日。但李秀成自述原稿发表后,由于李秀成两次提到天王死于天历四月二十一日,即阴历四月二十九日、公元1864年6月3日,而且此处经过曾国藩的窜改。故学界对洪秀全死事引起争议,其缘由盖出于李秀成自述与其他说法不同而致。所以有必要做一番考证。
沈葆桢奏报6月1日是根据幼天王供词。幼天王供词应该可信。作为嗣君,幼天王最有可能且最有理由出现在天王临终时的现场。幼天王不仅多次提及“四月十九日”这一重要日期,而且他还反复提到天王是在四月十日开始卧病不起的细节,以及天王死后的丧葬情况。所以幼天王的供词应该是最直接和最可信的。至于干王洪仁\,洪秀全逝世时他并不在天京,他对天王死事的了解自然来自于从天京逃出的幼天王。昭王黄文英作为幼天王在江西的主要辅政大臣,他的供词也出于幼天王。可见,江西清方官员对洪秀全史事相当重视,分别审讯了幼主等,有的还反复审讯,不仅有口供,而且有笔供。因此,江西方面提供的关于洪秀全逝世的资料应视为第一手的原始资料不宜轻易否定。
而曾国藩奏报初来自探报的四月二十日,后又出自黄姓宫女的四月十九日。前二者虽有一天出入,但既然来自于探报,所报也算基本准确。黄姓宫女所云是曾国藩奏报的唯一消息来源,而且后来曾国藩正是采黄姓宫女的说法窜改了李秀成自述的日期。这样黄姓宫女的身份是否可信,则成为曾国藩奏报可靠程度的关键。曾国藩说黄姓宫女是道州人,且参与掩埋洪秀全尸体。考道州是太平天国军兴时期经过的一个重要城市,在那里确有大批男女群众加入太平军,所以身为道州人的黄氏成为天王府宫女的可能是存在的;而幼天王供词也提到天王尸体是女官埋葬的,这说明宫女黄氏有可能参与埋葬洪秀全尸体。所以黄姓宫女的身份是有一定根据的。这样当曾国藩见李秀成自述未提到服毒情节,便依黄姓宫女说法将自述改为“服毒而亡”,同时也把日期一并改过,即把自述的天历“四月二十一日” 改为“阴历四月二十七日”。[13]
李秀成自述的“四月二十一日”与幼天王的“四月十九日”差了两天,但忠王自述没有提到他在天王临终时在他身边随待。忠王在自述中多次详细描述了他与天王关系的重要事件,可以设想忠王如果确在天王临终的现场,他不会漏记这一重要时刻。可见忠王更大可能是事后才听说天王死事。幼天王在南昌府供词,对天王死后的权力分配提供了如下信息:
王长兄信王洪仁发、王次兄勇王洪仁达、幼西王萧有和们就于四月二十四日扶我接位为幼天王。一切朝政系信王洪仁发、勇王洪仁达、幼西王萧有和及安徽歙县人沈桂四人执掌。洪仁达并管银库及封官钱粮等事,兵权是忠王李秀成总管。[14]
幼天王的叙述说明忠王李秀成被排除在权力核心之外,掌权的四人是洪氏兄弟、幼西王以及一个为洪秀全宠幸的半人半神的沈桂,而洪仁达更控制了财政和官吏任免两项大权。至于让李秀成总管兵权,也无非是洪秀全在位时利用他的愚忠令其守城政策的继续。李秀成自己也说:
京(中)政事,俱交其兄洪仁达提留,各处要紧城门要隘之处,概是洪姓发人巡查管事,我在京并未任合城之事。[15]
他又说三月底,四月初时,洪秀全“已病甚重”,他则“在东门城上”。看来李秀成未能与重病的洪秀人谋面。
由此可证明,被天王疑忌的李秀成完全有可能被洪氏兄弟等排斥在天王临终的现场,所以他更可能是事后才听说天王死事。他所说的“四月二十一日”自然比幼天王的“四月十九日”可信度要差一些了。
综上所述,洪秀全死于1864年6月1日说法的根据更加可信,李秀成的说法看来是事后获悉的,不是第一手的现场目击资料。如果以李秀成的说法否定南京、江西两个渠道的现场目击资料难以成立。

(二)死因剖析
洪秀全究竟是因病逝世还是服毒身亡,史学界也有争议。据赵烈文自述“闻探报禀称,逆首洪秀全已于四月十九日病死”看,曾国藩开始是认为洪秀全因病逝世的。攻破天京后,根据黄姓宫女口供,曾国藩以“因官军攻急,服毒身死”作为洪秀全死因向朝廷奏报。李秀成自述则说“因食甜露病起,又不肯食药方,故而死去。”沈葆桢没有说具体死因,洪天贵福、洪仁\都说是病故,而黄文英则先说“发肿病死”,又说“因调兵不动自己寻死的”,可知在太平天国内部对天王死因也有两种说法。
其实,洪秀全逝世并不是单一因素致死,而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所致。首先,因病逝世的说法证明材料很多。幼天王多次说天王生病,洪仁\说天王“卧病二旬升天”,但他们均未说明具体病因。李秀成说“因食甜露病起”。据李秀成自述,天京被合围后发生粮食危机,天王洪秀全带头食“甜露”以解粮荒。而所谓“甜露”无非是“将百草之类制作一团”,而且“天王久日宫中俱食此物”,[16]亲自垂范。这样的饮食绝对会有损天王的健康,造成营养不良。黄文英所说“发肿病死”,就很象因营养不良造成的浮肿。更何况天王还有其他不良饮食习惯。幼天王就说他:“平日常食生冷,自到南京后以蜈蚣为美味,用油煎食”,还说洪秀全“不吃猪肉,并不准众人吃酒”。[17]不食荤食不饮酒,饮食结构虽略显单一,可并不为过,但好吃生冷食物和油煎蜈蚣这样的难消化的食物,则决不是良好的饮食习惯。这些和食“甜露”引起的营养不良,都将加剧洪秀全的死亡进程。
其次,服毒自杀的说法也绝非子虚乌有。曾国藩根据黄姓宫女口供所做的“服毒身死”的结论在太平天国史学界影响很大。在太平天国方面,黄文英供词在提到“发肿病死”的同时,也提到“因调兵不动自己寻死的”可能。黄文英在天京陷落时尚在湖州,想必他是听跟随幼天王逃亡到湖州的太平天国官员说的。由此推断,天王死于服毒自杀的说法在天王逝世后就在天京城内流传 。这样黄姓宫女所云“服毒身死”是完全有可能的。至于洪天贵福、洪仁\未提到这样的情节,或许有避父兄讳的可能。
实际上洪秀全面对天京被合围的危局已生绝望心理。李秀成所说“不食药方,任病任好,不好亦不服药也”,说明洪秀全对自己的生命态度十分消极。作为一代叱咤风云的农****动领袖,洪秀全以这样消极的态度对待自己的生命和天国大业,这无异于一种慢性自杀。黄文英所说“调兵不动”也是事实。那时太平军各路人马都因天京无粮而不愿援京,洪秀全因此焦虑甚至绝望,也完全合乎情理。
所以,洪秀全逝世存在多种因素综合致死的可能。因饮食杂乱患病中毒、有病不医治不服药、心理焦急绝望,遂走上人生末路。病死,慢性自杀都可解释死因,危城之中,各有说词,形成诸王自述、宫女供词、各方奏报中产生相异的说法,造成史界因采信不一,难有定论。看来,综合分析洪秀全当时的饮食、生理、心理诸方面的状态,诊断其死因,不失为实事求是的考证方法。 洪秀全之死不仅是他个人生命的终结,同时也是天国末期政治军事局面崩溃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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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品水民⑨

发表于 2006-8-19 17:08 | 显示全部楼层
云版子,精神可嘉,一不小心,或许弄出个《太平天囯考》来,也未尝不可能。


唉,花儿朵朵,哪去啦?
咋不来与逛客抬杠呀?!-- [s:48]  [s:48]


  不想做厨子的裁缝,不是好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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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品水民⒀

发表于 2006-8-20 21:56 | 显示全部楼层
引用第155楼西江月2006-08-19 17:08发表的“”:
云版子,精神可嘉,一不小心,或许弄出个《太平天囯考》来,也未尝不可能。


唉,花儿朵朵,哪去啦?
咋不来与逛客抬杠呀?!-- [s:48]  [s:48]
其他的历史我不了解,单单太平天国历史,只稍微了解一些,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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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品水民⑨

发表于 2006-8-20 22:53 | 显示全部楼层
  有关太平天囯的话题,本当中止,以留出版面,让逛客和其他网友多写点野史趣事。这两天,咋不动静?
为顶贴的需要,还是说道两句。

1、本人不奉历史虚无主义,但本人对清史的一些记载,确实是不敢苟同的。历朝历代,“官逼民反”成为规律。“官”是谁?正统社会的代表!“民”是谁?据《说文》解释,芒刺扎眼,为民。(尸形为目,七形为刺,为会意字)。历史上,文字是为正统社会“士”人所垄断的,多数时期是为正统社会(这里咱不说统治阶级)服务的。
2、用《中国之友》主笔塔郞脱于1861年发表的报章标题来说,满清王朝此时是《邪恶腐败的中国政府》。太平天囯之所以被史家称为革命的萌芽,主要是起义思想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的农民起义,可以说除后期外,它与清政府已经上升到意识形态的斗争,而它的后期衰败也正是接受了“正统社会”糟粕的结果。太平天囯借用民间“巫术”,崇拜上帝,排斥儒教,焚烧庙宇道观,反对“士人”(文人,通俗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其结果是招致了文人们的普遍嫉恨。明清以降,那位霸村姑却谎称遇狐仙的朱熹提倡的“存天理、灭人欲”的儒家显学--“理学”的盛行,自然也诱惑了视“正统”为天理的普通民众站在了太平天囯的对立面。--尽管这种对立的结果却是“曾剃头”的“盼中央,等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   一个站在对立面的记载,可信度多少?不说“诬蔑”,“矫枉过正”也是情理中的。
3、太平天囯史宗师罗尔纲先生有《满清统治阶级诬蔑太平军杀人放火奸淫掳掠考谬》一文,考证在战争中对老百姓烧杀淫掠的主要是清军、外国雇佣军,而不是太平军。同样是本人上贴英国商人提供的资料显示,太平军后期的确夹杂了一些清军的降兵和品质不高的游民,而“太平军”对平民的侵害和破坏,绝大部分为此类人等所为(李秀成供状也说,胡乱掠杀的,主要是投降的原清军将领的部队),正规广西部队将领对于乱杀乱抢行为的兵士是处以“枭首”极刑的。而且,太平军所镇压的村民,主要是协从清军作战的村民(练勇?湘军、淮军其实也是由村民组织起来的地主武装)。满清文人,一方面讳言胜利者的暴行,一方面又对造反者施以苛责,是哪家的逻辑呢?
4、最近有一“学者”积为曾国藩翻案思潮之大成,洋洋洒洒,陋据几本伪书,写就《太平天囯杂说》,走“影射史学”的路子,以迎合海外“醉翁之意不在酒”的趣味,多少使太平天囯的研究又成为一个热点问题。对于史学观、史学分析方法的争论,本人学浅,不敢诓论。这里,可以说一个现象,以证口口相传之误。生活中我们不难发现,“一杯水”被多人相传成了“一桶水”,“一个人”后来成了“一营人”,“掩护过新四军”后来都被传成“救过陈毅”--那些说“长毛”杀人的故事,不免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形:老太爷在世时说:“长毛那会儿,杀得人多唵!”(这时的杀人者并没指向“长毛”,而且谁也不敢说是清军);爷爷辈就会说:“长毛造反喽,杀的人很多!”(指向也在两可,只是时间概念模糊了),到父亲辈就会说:“长毛杀人累堆喽”,传到孙子辈的印象就是:长毛杀的,真是天昏地暗!
5、在我童年时,老一辈说到“乌饭草”的典故,往往会顺带来一句:“黄巢杀人八百万,在数在劫也难逃!”--甚至有的老人还会把这个“数”理解为“树”,说某个黄巢朋友为了躲避黄巢的杀戮,藏在了一个大树中,结果还是在黄巢试刀时,给切了。黄巢真杀了八百万?哪个老百姓也不会去考证,不过聊作谈资。但如果以这个传说去坐实“贼”的虐杀无数,岂不贻笑大方?有人曾经依据清朝正史、野史的记载细细地计算过张献忠的杀人数量,结果是:“把全中国的人口都杀净了!”--可笑吧? 还有,近在眼前的事例也可以帮助判断,国民党也曾发放过《剿匪手册》,也曾说教“P-C共产共妻!”“P-C杀人如麻”---是这样的么?而卫立煌在鄂豫皖大造“无人区”,当时的那些正统社会的文人又为啥不去记载,不去指责呢?
  实际上,一个常识告诉我们,一支弱小力量,如不与当地群众打成一片,得不到群众的拥护,其势力是难以坐大的。极端条件下的生存,决定了它的亲民行动。
6、上贴说洪天贵福路过郭庄庙,目前确不敢说是信史,但从太平天囯的宣传方式、天京突围的路线来看,可能性也是有的。可惜,世无陈寅恪,谁也没有论证柳如是那样的本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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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品水民⑨

发表于 2006-8-21 12:12 | 显示全部楼层
对西江月先生上述的一些很正统的说法,我不太好和他争辩。因为他在有意无意中代表了官方的立场,我如果和他抬杠,不用他多说,我就自知也有“迎合海外趣味”之嫌了。但我想说的是,不要把老百姓想得那么胆小,连清军杀人的事实都不敢提。其实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时的农村,人人都得手举红宝书高呼“敬祝”的岁月,老农民在和知青们闲扯时,还是敢直言不讳地说“三年自然灾害”时饿死了多少人,他们又是如何吃“观音土”度命的,甚至还有的老头“不明事理”,居然敢在忆苦思甜大会上也说真话。
    如果有的老百姓,连自己的父母都被清军杀死了,他们还有什么不敢将真相告诉儿孙的理由?
    至于罗尔纲先生所写的文章,是否就是完全真实的,我实在有些疑惑。只要查一下他所写的文章发表于何时,只要查一下当时有多少的政治运动,就明白七八九了。
    至于李秀成的供状,就更不必当真。他这么说,不单是为太平军,其实也是为他自己开脱。
    要知道“长毛”杀没杀人,杀过多少人,看一看“天京事变”,就明白了。当年,韦昌辉杀杨秀清,杀了多少无辜?天王杀韦昌辉,又杀了多少无辜?他们连对自己的人都大开杀戒,对异类的人,有多少不敢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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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品水民⑨

发表于 2006-8-21 12:37 | 显示全部楼层
可以设想,当“长毛”将至句容、县官不得不逃遁时,句容就已形成了两派(在任何一次政治大风暴来临时,在任何有人群的地方都会出现如此状况):
第一派:地方财团组织的自卫组织。这一组织所打的旗号总是“保护地方安宁”,其实是不想让有钱阶级的利益在动荡之中受损;
第二派:乌合派。这一派人多为当地的穷人、含无赖、流氓。他们非常渴望通过那场政治风暴改变自身的命运。但他们的和力量通常不如第一派那么强大,只能借助外力进行造反。
这两派都会在关键之时寻找有力的支撑。
一般来说,乌合派更具社会的破坏性。因为他们没有家业,“无欲则刚”。相反,第一派的破坏性则相对小一些。他们之所以不肯进行过多的破坏,是因为那都是他们自己的私产。
地方自卫组织与官府是天生的盟友,乌合之众通常与必须借助外力才能起事。因此,地方自卫组织先要杀乌合派的首领以儆百,乌合派往往逮不到自卫团的首领,只能杀他们的家小报复。于是冤冤相报,全都杀人如麻。
    事后,谁胜利了,便说另一方是“匪”。于是一些文人在官方的授意下,便著书立说,加以证明“匪”的凶残。而另一些文人只好写些笔记,作为野史,留给儿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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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品水民⑨

发表于 2006-8-21 14:54 | 显示全部楼层
都甭为长毛冒口水了,说说你的野史趣事不--- [s:78]  [s:96]


这两天怎么还没有整理出来啊? [s: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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